近日，記者接到一群來自深圳的農民工的舉報，他們從90年代開始便在深圳的各大建筑工地從事孔洞爆破工作，由于常期吸入大量粉塵，多人經普通醫院檢查被疑患有塵肺病，但職業病醫院卻拒絕給他們做進一步地檢查和治療，原因是，這些工人沒有勞動合同，用人單位也不給他們出具職業病檢查委托書。（12月8日中國廣播網）

不得不說，河南小伙張海超是不幸中的萬幸。在一己之力無法對陣剛性制度的現實語境下，被逼上窮途末路的他不惜以開胸驗肺的悲愴之舉“自證清白”。經歷“山重水復疑無路”后，開胸舉動無聲的抗議卻讓整個事件峰回路轉、柳暗花明。盡管公正姍姍來遲，但畢竟他最終還是看到了勝利的曙光。可與張海超一樣遭遇“塵肺門”的百余名深圳農民工兄弟，卻依然陷在職業病鑒定的制度空隙中茫然無助。

按照職業病防治法的相關規定，職業病診斷、鑒定需要用人單位出具相關證明，譬如，組織機構代碼、職工工作時間、從事工種等。若遇到有良知的企業還算好辦，倘像那群深圳農民工一樣攤上了不愿出具相關證明的黑心老板，只能“打落牙往肚子里吞”。農民工本來就是一個弱勢群體，迫于生計寄身城市，游走在社會關懷普照不到的邊緣。當他們遭遇權益問題時，又不得不開始“一個人的戰役”，在缺乏正義力量幫扶下，他們的維權之路注定“路漫漫其修遠兮”。

職業病鑒定制度漏洞向左，患病農民工合法權益向右，理想與現實的偏差漸行漸遠，張海超開胸驗肺事件不啻為一記警鐘。不過，筆者以為張海超只是一個特例，不是每個人都能像他那樣以驚世駭俗的開胸之舉就成為“上帝眷顧的幸運兒”。反過來說，若遭遇權益困擾的農民工都要憑借“刮骨療毒”的勇氣以及“走鋼絲玩命”的行動，才能贏得正義回歸的最后一線希望，那何嘗不是制度之殤、社會之痛、法制之恥？

我國《職業病防治法》第四十八條明確規定：職業病診斷、鑒定需要用人單位提供有關職業衛生和健康監護等資料時，用人單位應當如實提供，勞動者和有關機構也應當提供與職業病診斷、鑒定有關的資料。然而，還原到現實常態卻是我們如今看到的，只強調職業病鑒定要有用人單位出具的證明，而罕有人去監督用人單位是否已經提供或者愿意提供相關證明。缺少監管的一紙證明，已然異化為黑心老板“綁架”農民工的“撒手锏”，而那些疑似或已經罹患職業病的農民工唯一的出路或許就是重蹈“開胸驗肺”的悲慘之路，以期用生命的最后尊嚴博取公眾的些許憐憫。

可以想象的是，職業病鑒定的監管漏洞不及時修補填堵，不知道還會逼迫多少農民工走上“開胸驗肺”的無奈邊緣。而在此關頭，有關部門何不迅速站出來，給那些不與農民工簽勞動合同、不愿出具相關證明的無良企業、黑心老板也來一個“開胸驗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