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來自深圳的農民工，他們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便在深圳的各大建筑工地從事孔洞爆破工作。由于常期吸入大量粉塵，多人經普通醫院檢查被疑患有塵肺病，但職業病醫院卻拒絕給他們做進一步的檢查和治療，原因是這些工人沒有勞動合同，用人單位也不給他們出具職業病檢查委托書。（12月8日 中國廣播網）

由此看來，河南農民張海超“開胸驗肺”的無奈，似乎并沒有從根本上推動職業病鑒定程序的改進。近日，又傳來云南13位民工申請職業病鑒定遭拒后要求開胸驗肺的消息，接下來又是深圳這群農民工。悲劇何時能有終點，一時說不清楚。

從某種意義上講，“開胸驗肺”的張海超是幸運的，他的遭遇得到了省委書記批示，并最終獲得60多萬元的賠償。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后來者都能這么“幸運”，如果正常的維權渠道不暢通，“開胸驗肺”就會和“跳樓討薪”一樣頻頻出現。在筆者看來，必須加快修訂《職業病防治法》、《工傷管理條例》等法律法規，打破農民工維權的法律“玻璃門”。

根據《職業病防治法》的相關規定，職業病診斷應當綜合分析病人的職業史、分析職業病危害接觸史和現場危害調查與評價，需要用人單位提供有關職業衛生和健康監護等資料。但在現實中，用人單位“自證其罪”何其困難！正如有醫生指出，“職業病得單位開具證明才能鑒定，說是讓高污染企業憑良心辦事，其實恰恰給企業留下了能鉆的空子。”這些規定的存在，就像給法律安了一道“玻璃門”，勞動者維權時看得見、進不去，一進就碰壁。

揆諸現實，這樣的法律“玻璃門”并不少見。北京市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一份研究報告顯示，維權程序漫長，已成為當前農民工工傷維權的“攔路虎”。如果將工傷認定程序的三個階段，完全走一遍平均需要484天，約16.1個月。如此漫長的維權程序，有多少農民工有勇氣、有精力一走到底呢？一些法律法規在執行過程當中，異化成了對勞動者的“苛刻”，和對用工單位的“寬松”，這也是我國資方過于強勢，勞方權益經常被侵犯的重要原因。

法律的重要功能是協調社會利益，公平的法律應該讓各方平等博弈。現行的法律法規中還存在哪些勞動者維權的“玻璃門”，有必要重新審視。這也提醒立法機構，只有實現開門立法，讓社會的各階層參與立法，才能最終實現“良法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