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日，本報對河南工傷職工劉剛的維權歷程進行了報道——從1987年因公受傷到日前拿到28萬元補償，劉剛走完了全部法律程序，付出了22年光陰。同一天另有報道說，在云南昆明，一男子為討薪劫持一陌生人為人質。

近年來，在職工與企業間的勞動爭議糾紛案件中，上述兩種維權模式一直并存，即有的職工選擇通過法律途徑理性維權，有的則沖動地選擇了暴力甚至犯罪。面對拖欠工資、工傷得不到補償、加班不給加班費等常見勞動爭議，相關法律規定已比較完備了，司法實踐中的案例也不少，但一些職工仍顯得不那么理性，原因何在？

在理性維權、依法維權的路上，劉剛走了22年。而劉剛還是幸運的。勞動法律援助專業人士表示，“工傷職工經歷10年維權卻沒有拿到任何賠償的并不鮮見。”

職工遭遇維權“馬拉松”，固然與在不規范的勞動關系中，企業一方想方設法“能賴就賴”以及相關部門“踢皮球”有關，但不可忽視的另一因素是，勞動爭議案件處理程序上的繁瑣和復雜，給了一些人可乘之機。

以工傷為例，如果用人單位不主動履行法定賠償義務，勞動者首先要確認與用人單位的勞動關系，這一過程需要經過一裁、兩審；然后進入工傷認定階段，又需經過行政復議和訴訟(兩審)；法院認可勞動部門的工傷認定后，進入勞動能力鑒定和工傷賠償階段；如果二審法院最終判職工勝訴，支持其要求單位支付工傷保險待遇的請求，案件進入執行程序。如果單位不履行生效判決，職工還需申請強制執行——所有程序走完，大體需要三年半時間。如果有人從中設置障礙，這個時間可能長達6年多。

盡管不是所有工傷案件都要經歷上述程序，但如此程序設計讓有法律專業背景的人都暈頭轉向，普通勞動者怎能不望而生畏？如果聘請律師，每個階段都要收費；交通、通訊、住宿以及準備材料也需要錢；打官司期間很可能不能正常工作，收入也成問題，等等。所有這一切構成的高昂維權成本，打擊著他們理性、依法維權的信心。于是，一些人放棄維權，一些人則失去理性，“惡意討薪”、“暴力維權”事件時有發生。

正因此，從法律制度上盡可能壓縮勞動爭議調處程序，降低勞動者的維權成本，讓他們用最短的時間實現自己的權利，正在成為立法機關、司法機關、勞動行政部門努力的方向。

2008年5月1日生效實施的《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取消了勞動仲裁收費，縮短了仲裁審理期限，并確定了小額勞動爭議的“一裁終局”制。媒體普遍認為“一裁終局將使維權告別馬拉松”。而事實上，一裁終局的適用范圍有限，很多勞動爭議仍然要通過復雜的法律程序解決。

今年7月，國務院法制辦公布了工傷保險條例修改意見稿，擬取消行政復議前置程序，并明確了再次鑒定和復查鑒定的時限，工傷認定程序將減少三成。即便如此，一個工傷案件仍需兩年多時間，一些人可能根本等不到勝訴那天。不少專家表示，“程序還能再減”。

提高勞動爭議案件的處理效率，可以做的努力還很多。比如拓寬職工維權的渠道，讓工會、調解組織真正發揮作用；建立獨立的勞動法院或者在法院增設勞動法庭，將仲裁職能與訴訟職能合并等。打通法律程序上的瓶頸，無疑將大大降低勞動者維權成本，提升勞動者理性維權意識，最終受益的是整個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