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釣魚”一詞分外敏感的時期，北京黑車司機杜先生稱他9月7日被海淀區城管大隊釣魚執法，被罰4000元，要求行政復議。11月17日，北京海淀區政府就該區城管大隊是否釣魚執法召開聽證會，海淀區城管大隊否認釣魚執法，但愿意和解。

不知轟轟烈烈的上海釣魚案主角張軍若看 到這樣的新聞會有何感想。就在今天下午，張軍將和上海市閔行城市交通行政執法大隊對簿公堂。張軍不承認自己是黑車司機，這位上海某公司市場經理的維權之路卻比北京的杜先生艱難得多，即使在尋求法律保護之后，張軍還遭遇了來自法院行政庭審判長的責難，還收到“倒鉤”的恐嚇信。

我無意將北京、上海兩地的釣魚事件做對比，只是感慨于北京黑車司機理直氣壯的維權行為。盡管不少上海被釣司機、包括黑車司機紛紛到政府部門登記，要求取消處罰，但真正以黑車司機身份出面，并公開與政府叫板的并不多。如果說張軍堅持不撤訴是為自身名譽而戰，是在輿論支持下為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向濫用公權力者的一次有力還擊，那么，黑車司機杜先生對釣魚執法的不依不饒又說明了什么？

“不錯，我是黑車司機，但是，你有什么證據能證明我是？”這是杜先生的潛臺詞。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五十七條規定，以利誘、欺詐、脅迫、暴力等不正當手段獲取的證據材料不能作為定案依據。不管被釣的司機是不是黑車司機，城管部門如果采取雇人或者便衣執法來取證都應該屬于“釣魚”執法。城管認定其是否是黑車，應該證明黑車曾經從事過此行業，而不能運用“釣魚”執法取得的證據來證明。因此，杜先生有理由理直氣壯，他的理直氣壯是對公權力是否凌駕于法律之上、行政管理者是否任意妄為的詰問。

是否依法行政，究竟該誰說了算？誰來監督公權力？政府如何在打擊黑車的利益鏈中自證清白？倘若我們的管理者無視這戲謔背后的社會追問，將諸多釣魚事件的焦點轉移到加大打擊黑車的力度上來，或者避重就輕、就事論事，而不是從行政權力的運行和監督上進行反省，就不可能找到有效杜絕黑車之道。

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說，釣魚執法這樣的錯誤是一種制度性錯誤，說明大家法治意識淡漠。北京當以此為鑒，避免在執法中犯類似的“制度性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