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目前誘導性執法并未明文禁止，自然給執法部門留下了繼續打擦邊球的機會。釣魚執法恐怕仍將此起彼伏，蔚為大觀，因為它收益太高、風險太小。

深圳社保局遭多家社會康復中心投訴“釣魚執法”，雖有上海釣魚案在前，且深圳釣魚也沒有諸如“斷指”之類驚心動魄的情節，但依然很受網民關注。這足以說明，人們對釣魚還是懷著極強的警惕心理。

深圳釣魚的具體情節是這樣的：社保局工作人員假扮患者誘導醫生犯錯，比如說不仔細核對醫保卡上的照片等等，然后據此認定社康中心和醫生違規，并進行處罰（11月16日《齊魯晚報》）。

上海釣魚案的真相，是孫中界用一根手指頭僥幸換來的，所謂僥幸，是指后來輿論推動下獨立調查組的成立。那么深圳釣魚案呢，也要搞到成立獨立調查組才能真相大白嗎？這是那些被釣醫生的疑問，也是我們共同的疑問。

上海釣魚案剛過，深圳社保局又陷釣魚迷局，這只能說明一個問題：對于很多執法部門來說，釣魚已經是慣常選用的手段。孫中界“一根指頭追回公平”的偶然事件，并不足以成為他們放棄釣魚執法的理由——大家都知道，釣魚執法跟罰款、政績緊密掛鉤，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執法人員的收入高低。

如果所有的事情都要靠勞師動眾的獨立調查組來事后解決，而不是通過制度防惡于未然，成本未免太高。那么接下來的問題就是：釣魚執法的代價在哪里？老實說，這個提問令我很迷惘，因為所謂的“誘導性執法”，并不在我國目前的法律法規禁止范圍之內。基本上，只要不鬧出上海釣魚案那么大的麻煩來，釣魚執法是沒什么風險和代價的。何況即便是上海釣魚案影響如此惡劣，至今也并未見到釣魚執法者受到懲處，我們聽到的，只是幾聲廉價的道歉。

上海之后是深圳，深圳之后呢？既然目前誘導性執法并未明文禁止，自然給執法部門留下了繼續打擦邊球的機會。釣魚執法恐怕仍將此起彼伏，蔚為大觀，因為它收益太高、風險太小。不管是偶然出現的獨立調查組，還是孫中界憤而砍下的那根手指，都無法從根本上遏制釣魚執法，我們唯一能指望的，只能是誘導性執法盡快成為法律法規設定的禁區。沒有對釣魚執法的明確界定，我們將始終在被釣的惶恐中忐忑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