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白領張軍后，上海某公司司機孫中界成為“釣魚執法”的又一個典型獵物。孫因自己的好心受到欺騙、善良受到公權力懲罰憤而舉刀自殘，傷及手指。上海市政府要求浦東新區政府迅速查明事實，并最終有了結果：經浦東城管局全面核查，孫中界案事實清楚、證據確鑿、適用法律正確、取證手段并無不當，不存在所謂的“倒鉤”執法問題。(10月20日《新民晚報》)

這個解釋實際上仍回避了乘客是否有騙取同情、主動扔錢等行為這個關鍵因素。可能在職能部門看來，“釣魚執法”是打擊黑車的有效措施，是“在其位謀其政”的努力，罰款是為了完成上級指標。何錯之有？！由其上級進行核查，同一個部門，同一個邏輯，得出“合法”的結論毫不奇怪。況且對事實的認定權也在其手中，用幾句套話否認事實敷衍上級打發媒體，又能奈我何？更可怕的是，司法審判似乎也給了其信心，據有關報道，“上海閔行區交通行政執法大隊經常被起訴，還沒有敗訴過”。

但是，“釣魚執法”顯然不是空穴來風，更是種明顯錯誤的執法方式：對普通公民進行誘導執法缺少法律依據，有違程序公正；執法的成績不以黑車減少的數量或比例作為評判標準，而以罰款額多少論英雄，造成了利益驅動的罰款經濟；默許“鉤子”利用民眾的同情心和扔錢“栽贓”，以“他胃疼關你什么事”等作為事實判斷的前提，是一種“道德錯誤”。這種公權力認定與公眾評價間的沖突如果得不到解決，會有很大的惡果。

不需過多解釋的是，公權力來自憲法，行政執法行為不應與憲法相抵觸。而“釣魚執法”違反了“禁止用任何方法對公民進行……誣告陷害”、每個公民都必須“尊重社會公德”的憲法精神，即使上海未有具體法律法規加以禁止，其實質上也是一種不法行政行為。如果“公權力碰瓷”肆行無忌，如果公權力可以對事實任意“搓扁捏圓”，可以說是破壞了法治秩序這一更為重要和基本的社會秩序，這比運營秩序的受損要嚴重得多。其次，偽裝成胃疼、挨凍等釣得好心人，這褻瀆了人類的善良和同情心，而民眾不敢行善的社會不可能是和諧的；懲罰好心人，這有可能加劇社會道德整體滑坡，進一步造成價值觀的偏差。實際上，良好的道德正是社會公共秩序賴以低成本運轉的基礎，向善、求真的價值導向與內心追求，是規則得到遵守制度得到尊重的最好保證。人人設防的社會不可能是有序的，或者要付出極大的社會成本。最后，不論做出多么武斷的結論，或者經過多么復雜的解釋，如果公權力行使的結果是讓人不敢善良，是正義得不到實現，那么，這個政權的合法性和吸引力的逐漸下降指日可待。

因此，在我看來，“釣魚執法”并不是一個只與整治黑車有關的“前進中的小問題”，而是需要慎重對待有關法治精神的問題。在我看來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來努力解決問題。

第一，將“釣魚執法”及類似行為明確為違法行政行為并追究責任。在違憲審查制度建立之前，憲法精神的貫徹還需要具體法律條款的保障，否則只能對行政機關的“道德錯誤”進行無力的譴責。其實，開執法人員“以乘客身份進行取證”之先的江蘇省，其交通部門的文件中早就已明確規定，“執法人員不得以反復糾纏、許諾重金、虛擬災害、疾病或不幸事件等不正當手段或方式設立陷阱、引誘取證。”有這些行為的乘客的舉報、投訴、陳述等也不能“作為證據采信”。這就應可有效地預防“釣魚執法”的產生。制定一條這樣的規定技術上并不困難，但能不能落實，卻與負責官員對黑車的看法、對政績的追求、對依法行政的理解程度有關。

第二，將罰款額與查處黑車的工作業績脫鉤，否則對職能部門來說，維持車輛運營秩序就遠比維護社會基本秩序、社會基本道德更為重要。失去“釣魚執法”的動機，相關部門才有可能會自行約束。而地方黨政應加強對類似行為的監管，甚至可以落實專職的人員和經費，或者充分發揮人大的作用。如果具體秩序有具體部門來維護，基本秩序只是個“虛”的概念，憲法精神只是紙上條文，被公權力任意踐踏，那么這無疑是種本末倒置，其后果堪憂。地方黨政更要充分發揮媒體輿論監督作用，信任民眾的表達并傾聽他們的訴求，否則就會在最基本的事實認定上被下級蒙蔽，失去問題處理的主動權。

第三，權力不僅需要監督，更需要制衡，因此保證司法機關的獨立審判更為重要。“釣魚執法”作為具體行政行為，按制度設計，其受害者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尋求救濟。盡管以前的“魚”兒們敗訴的理由還不得而知，但因為“以利誘、欺詐、脅迫、暴力等不正當手段獲取的證據材料”不能作為定案依據這一規定的存在，卻讓人有機會去懷疑法院審判的公正性。希望張軍案的審理能給我們一個明確的結果。

最后不能忽略的是，權力機關似乎已有結成利益統一體的趨勢。在這種現實背景下，要真正從立法上約束、行政內部監督、司法上制衡來杜絕“釣魚執法”行為，關鍵在于地方官員以何種價值取向作為其工作的核心。把運營秩序、打擊黑車、罰款經濟作為唯一目標，失去了主政官員應有的遠見，“釣魚執法”及類似不當執法行為就會層出不窮、防不勝防。（中國社科院農村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