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近日發生一起“放倒鉤抓黑車”疑似事件：一位高收入白領發帖稱，自己好心讓一名聲稱胃疼的路人搭便車，卻被閔行區城市交通執法大隊定性為“非法營運”，因此不僅車被扣留，人還被“扭手臂卡脖子”。這個帖子經由韓寒在博客上轉發后，在網上引起了強烈反響。

由于事件過程及其性質尚待認定——雖然網上一邊倒地批評執法部門，本文只能在假定的基礎上進行分析。我的看法是，如果執法部門采取了“釣魚式執法”，那無異是在“誘民入罪”；倘若這位白領人士涉嫌“非法營運”，執法部門則應公開相關證據，證明其確實存在相關違法事實。

執法部門能否采取“釣魚式執法”，并不可一概而論。比如公安部門對那些隱蔽性極強、偵查難度極大的違法犯罪行為，往往就會采用“誘惑偵查”等手段。但是，采取這種手段的前提應當是，違法犯罪行為已經發生或正在發生(包括犯罪預備)，即具有明確針對性，而非針對不特定的對象或行為。

打個不太恰當比喻，公安部門偵查到某場所存在賣淫嫖娼違法活動，派人化裝成“嫖客”前往談價錢，誘其上鉤以固定證據，這種辦案手段是合宜的，不至于引起多大非議；但如果反過來，公安人員偽裝成“賣淫女”四處招攬“生意”，這就可能構成“誘民入罪”。因為有些人可能就是走過路過，并沒有想到干這種勾當，而執法人員這樣做卻是在誘導這些人產生違法沖動和行動。思想上“嫖娼”并不違法，但執法部門為此提供了“便利”，那就是陷人于“不法”了。

從這個角度講，如果執法部門先讓人偽裝成路人搭便車，再以“非法營運”進行處罰，無論是否涉及錢款，都可能構成了“誘民入罪”。從現有報道看，執法人員放“倒鉤”時并無特定對象，也沒有證據表明該車主以前有搭客收費行為。這就意味著，采取“釣魚式執法”更加失去了合法性依據。退一步講，即便執法部門認定該車主確系“非法營運”(只是尚未獲得有力證據來查處)，采取這種“釣魚式執法”恐怕也非善策。此事所引發的強烈質疑，正表明這樣做既容易發生執法糾紛，還可能殃及無辜，損害公民的正當權利。

應當進一步追問的是：為何相關部門會采取這樣的執法手段？網上普遍的看法，這是“罰款經濟”的一種惡性表征，急功近利的執法部門受利益所趨，不惜濫用職權、構陷公民。也有其他車主稱，自己曾有過類似遭遇，并被處以數千上萬元的罰款。但只能說，這只是其中一種可能性。

還要看到，這種執法的隨意性在相當程度上源自相關法規的模糊性。懲處“非法營運”固然有法可依(詳見我國《道路運輸條例》第64條規定)，但如何認定相關違法事實，在現實社會中卻沒那么簡單。按規定，未取得道路運輸經營許可，擅自從事道路運輸經營的，管理部門可以采取相應處罰措施——這等于賦以執法部門相當大的“政策空間”。就拿搭便車、拼車等現象來說，有的地方視同“非法營運”而嚴厲打擊，有的地方卻又發文件加以鼓勵支持，可見相關法規在這方面缺乏明晰、具體的規定，那么執法部門也就難免“跟著感覺走”。

所以，要防范執法部門在這問題上不作為或亂作為，明確相關法規是首要任務。其實搭便車、拼車(即便是有償行為)是一種國際慣例，為許多國家和地區所支持，美國甚至為拼車出行者開辟優先行駛通道。客觀而論，這種做法既有益于公序良俗，還有利于建設節約型社會。倘若執法部門不問青紅皂白，把上述行為盡皆納入打擊對象，這不僅不合情理，也有損法規本義和精神。

這位白領的遭遇并非單純的執法對錯問題，其實質是公民在為法規缺失“埋單”。由于法規不明確，執法部門或因執法難度太大而陷入被動，但也可能加以利用，使之成為“合法”獲取部門利益的來源。最終，有關部門還可以借此轉嫁執法不當所應承擔的責任。試想，一旦搭便車、拼車“合法化”，相關部門還能夠以執法的名義“誘民入罪”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