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開權力運作神秘化的面紗

副部長職能“神秘化”的政治生態

傳統的官本位思想同現代行政理念之間依然存在巨大張力。長期以來，國家機關深宅大院的“衙門”形象深入人心，對于普通民眾而言，不僅是大門巍峨不宜妄入，即便進去，也等級森然地令人無所適從。在李燕申請信息公開的過程中，“屬內部管理信息因而不能提供”的官樣、“要求提供數據將用于論文具體哪一段”的官派、“泛泛言副部長配合部長工作”的官腔無不將這種官本位意識的現代殘留展現得淋漓盡致。雖然諸如“服務論”、“法治論”等現代行政法理念已經開始逐漸消融“神秘衙門”的歷史冰封，但許多行政機關依然依托傳統觀念的庇護將官本位思想肆意傳承。在這種意識的主導下，權力運作神秘化也就仍然是當前最令老百姓錯愕的政治生態。

政治改革進程極大滯后于法治進程的階段性陣痛。從若干信息公開制度較為完備的國家經驗來看，法治化往往是針對政治保守主義先期開火的“急先鋒”，然而政治改革真正達到法治設定的目標需經一定的時滯期亦是不爭的事實。這是信息公開制度由構建實施到真正實現所必須經歷的“政法錯位的陣痛”，最早實現政府信息公開法律化的瑞典如是，堪稱信息公開法律制度最為完備的美國亦如是。因此，與其喟然長嘆為何在中國申請政府公開信息如此之難，我們倒不如去深入思考如何通過適當的方式縮短這段陣痛的存續期間，如何讓政治改革盡快跟上法治發展的腳步，如何讓我們的法治真正成為普照政府深宅大院的陽光。

不能忽略的是，政府內部組織、管理制度的不完善以及實施的不規范也是政府部門對公眾信息公開要求閃爍其詞的重要原因。就拿李燕訴三部委要求公開信息來說，副職分工不清、變動頻繁自然是部委們的忌諱所在，而副職設置本身的違制甚至違法則更是部委們諱莫如深、急欲遮羞的深層原因。如今有的部委同時設置多達九個副職，即便這些副職的分工能說清，其公然違背《國務院組織法》的問題又如何能說得清呢?當然，這只是內部制度問題之一，但卻至少說明了信息公開的現實窘境背后所隱藏的權力運作神秘化已經到了如何之深、如何之甚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