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堅持用實踐標準統一思想認識

二、遵義會議上堅持用實踐標準來檢驗中央在軍事指導上的是非得失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紅軍總司令部駐地，即遵義老城琵琶橋原柏輝章住所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這就是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遵義會議集中解決當時最緊迫的軍事指導問題，即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和突圍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會議首先由博古作關于反對第五次“圍剿”的總結報告，他過分強調客觀困難，把失敗歸于敵人的強大而不承認他和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嚴重錯誤。接著，周恩來就軍事問題作副報告，他指出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指導上的錯誤，并主動承擔責任，作了誠懇的自我批評，也批評了博古和李德。張聞天按照會前與毛澤東、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見，作反對“左”傾軍事錯誤的報告，比較系統地批評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導上的錯誤。

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對博古、李德在軍事指導上的錯誤進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評，指出博古、李德以單純防御路線代替決戰防御，以陣地戰、堡壘戰代替運動戰，以所謂“短促突擊”的戰術原則來代替紅軍機動靈活的作戰原則，是造成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并深入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問題和此后在軍事上應采取的方針。

王稼祥在會上的發言中也批評了博古、李德的錯誤，支持毛澤東的意見。絕大多數與會者在發言中都支持毛澤東的意見。根據保存下來的遵義會議重要文獻（即陳云寫的《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可以看出會議在討論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中的軍事指導錯誤時，始終堅持用馬克思主義實踐標準對軍事實踐進行檢驗，甚至把紅軍粉碎敵人第四次“圍剿”之后到西征進入黎平的整個戰爭歷程，大體上劃分為四個時期來深入分析軍事指導上的是非得失，并最終得出科學的分析結論。這個結論就是：“當時我們在軍事指揮上戰略戰術上是基本上錯誤的。”（《陳云文選》第一卷第40頁）這就明確了博古、李德對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軍事指導上的錯誤，應該負有主要責任。而要改變他們錯誤的軍事指導，就需要相應改變中央的軍事領導層。

從遵義會議作出的四項決定看，都是為了解決當時最緊迫的軍事指導問題而采取的重大措施。一是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是指定張聞天起草會議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發到支部中討論；三是常委中再進行適當分工；四是取消“三人團”，仍以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為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

毛澤東進入中央最高決策層，就是使他能夠直接參與軍事指揮和決策，這是與會者的普遍要求。后來，在常委再分工時，決定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上的幫助者”。這樣，遵義會議后毛澤東就與周恩來、朱德共同指揮紅軍的軍事行動，直到茍壩會議之后成立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軍事“三人小組”，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得以進一步明確。

遵義會議集中解決軍事問題是非常正確的。因為要就多年來黨的工作所有重大問題展開討論，是不可能很快取得一致認識的，在這方面統一思想是需要一定時間的。而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中的軍事指導，已經經過了軍事實踐的檢驗，勝負得失都十分明顯，所以能夠用實踐標準來統一與會者的思想認識，進而作出正確的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