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時期，我黨我軍創辦發行黨、政、軍的“兩報一刊”，即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斗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革軍委)機關報《紅星》報。到黨中央和中央紅軍被迫離開中央革命根據地長征時，其他兩份報刊先后停辦，《紅星》報成為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的唯一報紙，是唯一能正面宣傳報道我黨我軍有關重要會議精神的報紙。

作為長征期間我黨我軍主辦發行的唯一報紙，《紅星》報對長征途中召開的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精神，在報紙上作了首次宣傳。

遵義會議召開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紅星》報不可能公開報道遵義會議召開的消息、宣傳遵義會議召開的偉大意義、擁護遵義會議做出的有關正確決議。但遵義會議結束一個月后的2月19日，《紅星》報卻借助刊登一份文件，最早在報紙上對遵義會議精神做了間接宣傳和擁護。

1935年2月19日出版的《紅星》報長征專號第10期，刊登了題目為《軍委縱隊黨的干部會議決議案》的文件，該文件內有如下一段彌足珍貴的文字：“軍委縱隊黨的干部會議完全同意洛甫(張聞天)同志關于反對五次‘圍剿’的總結報告，一致確認中央政治局的決議。”接下來在論及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及長征初期紅軍遭受挫折的原因時又指出：“這一錯誤路線的主要負責者是華夫(李德)同志與××(指博古)同志。”“我們堅信在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的正確結論與領導之下，一定能團結全黨同志像一個人一樣，領導全體紅色戰士在廣大的運動戰中，爭取偉大的勝利，消滅敵人，完成黨交給我們的當前任務，創造云貴川邊新蘇區。”

應該看到，《紅星》報刊登的上述文件所說的“洛甫(即張聞天)同志關于反對五次‘圍剿’的總結的報告”，主要指張聞天在遵義會議前后所作的兩項工作：一是張聞天根據他在遵義會議前與毛澤東、王稼祥共商的發言提綱，在遵義會議上發言時，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及長征初期紅軍遭受軍事挫折的原因作出了正確分析，特別是張聞天在發言中第一個站出來，對以博古和李德為代表的“左”傾軍事路線提出尖銳的批評。二是遵義會議結束后，根據該次會議形成的精神，由張聞天執筆起草出《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史稱《遵義會議決議》)，該決議經中共中央政治局2月8日召開會議討論，被通過后印發到各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