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以后，由于“左”傾教條主義者在中共中央逐漸占據統治地位，并開始推行錯誤的軍事路線，南方各主要革命根據地陸續丟失。1932年10月，紅四方面軍退出鄂豫皖根據地，紅三軍主力也退出湘鄂西根據地。到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圍剿”的失利，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撤出中央蘇區，進行長征，開始了創建新革命根據地的艱辛歷程。

為何把湘西作為首選目標

長征初期，中共中央的戰略轉移方向是湘西。中共中央的計劃是：從南線突破粵軍的封鎖線，沿著贛、粵、湘、桂的邊界地帶轉移，然后進軍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師，創建新蘇區，然后再實行反攻。

中共中央把湘西作為創建新革命根據地首選目標，并非臨時的決定，而是深思熟慮的產物。早在1934年7月，紅六軍團西征前夕，中共中央就在給紅六軍團及湘贛軍區的訓令中指出：“目前蘇維埃運動發展的一般的狀況是在江西及四川存在著鞏固的蘇維埃區域，而湖南將成為兩者將來發展聯系的樞紐。”因此，紅六軍團的任務為：“以自己在湘中的積極的行動，消滅敵人的單個部隊，最廣大的發展當地的游擊戰爭與土地革命，直至創立新的蘇區，給湘敵以致命的威脅，迫使他不得不進行作戰上及戰略上的重新部署，這將破壞湘敵逐漸緊縮湘贛蘇區的計劃及輔助中央蘇區之作戰”;另外，“建立蘇維埃政權與新的大片蘇區，確立與二軍團的可靠的聯系，以造成江西、四川兩蘇區聯結的前提”。到10月下旬，也就是中央紅軍長征剛出發不久，紅六軍團與紅二軍團勝利會師，完成了為中央紅軍探路的任務，使得中共中央領導人更加明確了進軍湘西的目標。

但是，由于在中共中央占統治地位的“左”傾領導人在軍事上奉行逃跑主義的路線，而且整支紅軍隊伍采取“大搬家”式的做法，給國民黨軍以充分的時間來判斷紅軍戰略方向。因此，當紅軍以慘重代價突破湘江后，國民黨軍繼續張網以待，準備在紅軍前往湘西的路上一舉摧毀其主力。

錯誤的軍事指揮路線終于導致了毛澤東等人的抵制。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召開臨時會議。毛澤東提出放棄原定會師計劃，轉向貴州創建新根據地，并得到多數人的響應。但是由于“左”傾領導人的堅持，會議沒有對戰略轉移的大方向作出決定。

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黎平召開會議，終于改變了原定的進軍方向，提出了以黔北為中心，創建川黔邊新蘇區的戰略目標。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遵義召開。遵義會議重要的決定在于：糾正了當時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中共中央在軍事和組織方面的錯誤，開始確立毛澤東在軍事上的領導地位，從而給中央紅軍以后調整和實現戰略目標提供了最堅實的保證。

國際路線怎么打通

中共中央與陜甘支隊到達陜北后，暫時得到休整。但對于建立新的中央蘇區來說，陜北并非一個理想的根據地。一方面陜北人口稀少，物產貧瘠，經濟補給困難;另一方面，蔣介石不允許中共中央立足陜北，并組織重兵計劃圍攻陜北蘇區。

面對這種嚴重局面，中共中央把打通國際路線作為了下一階段考慮的重點。張聞天剛到陜北就向黨內指出：“打通國際路線——無論如何也要打通。主要是為取得政治幫助，要與之發生聯系。特別是現在世界形勢劇變，日本加緊進攻我們，我們不僅要取得國際的政治幫助，還要取得技術幫助。”

1935年11月中旬，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張浩從莫斯科來到瓦窯堡，不僅帶來了共產國際七大精神與《八一宣言》的內容，同時也帶來了斯大林關于紅軍戰略發展方向的意見：紅軍主力可向西北及北方發展，并不反對靠近蘇聯。

這個消息的取得，使得中共中央把打通國際路線的戰略方針提上了議事日程。11月30日，紅一方面軍營以上干部大會在陜西東村召開。毛澤東在會上指出：“從現在起用極大的努力爭取與積蓄更加充足的力量，迎接敵人新的大舉進攻而徹底粉碎之，開辟我們的蘇區到晉陜甘綏寧五個省區去，完成與蘇聯及蒙古人民共和國打成一片的任務。”

但是，向哪個方向進軍?以何種方式打通蘇聯?黨內在這個問題上有兩種看法。張聞天主張北進寧夏，背靠外蒙，直接打通與蘇聯的聯系。毛澤東則力主先東進山西，再轉向綏遠，最終打通外蒙。毛澤東實際上是不主張單純為取得外援而北進，而更注重鞏固發展陜北蘇區及擴大新蘇區。他希望通過創造新根據地的方式實現與蘇聯的連通。在討論過程中，毛澤東認為之所以走山西與綏遠的道路，“這是用戰爭、用發展、用不使陜北蘇區同我們脫離的方針與外蒙靠近”。經多次討論，中共中央終于采納了毛澤東的意見，決定以創造新根據地的方式，進軍中蒙邊界，進而打通與蘇聯的聯絡。

打通國際路線方針的實施，還必須取得蘇聯及共產國際的配合。共產國際與蘇聯的來電方向性非常明確，從而解決了中共中央打通國際路線上的道路選擇問題。9月14日，中共中央明確提出：“為堅決執行國際指示，準備在兩個月后占領寧夏。” 9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專門討論奪取寧夏的問題，毛澤東也在會上強調：“奪取寧夏是打通蘇聯，發展紅軍，開展西北局面和對日作戰的樞紐，我們一切工作都應圍繞這一環。奪取寧夏的勝利，對開展局面有決定的意義。”

然而，張國燾卻另有想法，他不愿意與一方面軍會攻寧夏，而一直堅持以紅四方面軍攻占甘西的計劃。由于胡宗南部迅速逼近，中共中央只好改變原計劃，同意張國燾率四方面軍主力渡至黃河西岸，然后與一方面軍隔河并進會攻寧夏。

可是，敵情變化很快。蔣介石命令胡宗南、毛炳文、王均等十幾個師的兵力由南向北發起“通渭會戰”，企圖將紅軍殲滅于黃河以東的甘肅、寧夏邊境地區。針對敵情，中央軍委于10月30日相應準備發起“海(原)打(拉池)戰役”，計劃以紅一方面軍六個師和紅四方面軍一個軍東西夾擊，殲滅胡宗南先頭部隊一到兩個師，其余部隊擔負鉗制任務。但是由于張國燾同日卻命令紅四方面軍兩個軍后撤，不僅導致戰役計劃流產，而且使胡宗南打通了增援寧夏的通道，并沿黃河將紅軍隔斷。這樣，中共中央醞釀已久的寧夏戰役被迫中止。

中共中央已經作了最壞打算

面對國民黨軍的新進攻，中共中央開始重新制定紅軍的作戰計劃和戰略方向。

11月1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在總結寧夏戰役的基礎上提出：紅軍有兩個新的進軍方向，一是東南，向京漢路發展;一是向東，重新進入山西。與進軍京漢路相比，東渡黃河雖然會受到敵人限制，但在政治上更為有利。毛澤東在結論中指出：紅軍行動方向主要是向東，預計明春過黃河。

從上述設想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已經作了最壞打算，如果不能粉碎蔣介石發起的新“圍剿”，則放棄陜甘寧根據地，東出山西;如果主力紅軍一旦東出不利，就轉戰內地，繼續進行長征，并尋找新的合適地區來重建革命根據地。

但是，最壞局面并沒有出現，戰爭形勢很快朝有利于紅軍的方面發展。

由于國民黨胡宗南軍輕敵深入，給紅軍帶來了戰機。胡宗南部全線后撤，終止了對陜甘寧根據地的進攻。中共中央和紅軍主力暫時又獲得安定。

接著，由于蔣介石逼迫張學良、楊虎城參與“圍剿”紅軍，終于在12月12日引發了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之后，國民黨終于停止了對紅軍的武力進攻，中共中央和紅軍主力得以安定，并將工作重心轉向國共談判以及準備對日作戰。到此時為止，陜甘寧根據地才真正穩定下來，而中共中央持續努力近三年的重建革命根據地的任務最終勝利完成。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