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堅持用實踐標準統一思想認識

　　新華社發

1935年1月在遵義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是我們黨歷史上用馬克思主義實踐標準統一思想，成功解決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指導問題的典范。遵義會議作為中共中央的一次重大決策會議，是在絕大多數與會者統一思想認識的基礎上，作出正確決策的。而統一思想的關鍵，就是用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標準，對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以來的軍事實踐進行深入的分析和總結，從而明確回答了這期間紅軍在戰略戰術方面的是非問題，而經過實踐檢驗的正確的戰略戰術原則也就同時得到了恢復。因此，堅持用實踐標準統一思想認識，是遵義會議取得成功的關鍵，也是蘊含在這一歷史事件中的寶貴的思想內涵和精神財富。

一、遵義會議醞釀準備階段，黨內對中央軍事指導錯誤已經有所認識

遵義會議作為實現偉大歷史轉折的重大歷史事件，經歷了一個從醞釀準備到會議決策，以及會后落實完善等具體階段，是一個從實踐到認識、再從認識到實踐的復雜過程。而在遵義會議召開之前的醞釀準備階段，黨內和紅軍中許多人已經從實踐中對中央的軍事指導錯誤有所認識，多數中央領導人和紅軍指揮員在實踐中對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不斷提出建議和不同意見，甚至發生過激烈爭論。

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開始之后，許多紅軍指揮員就對中央主要領導人在軍事指導上的錯誤逐漸產生了懷疑和不滿，一些軍團指揮員多次在作戰的電報、報告中提出批評意見。事實上，這期間“黨內軍委內部不是沒有爭論的，毛張王曾經提出過許多意見，就是恩來同志也曾有些個別戰役上的不同意見，但是沒有勝利的克服這種錯誤。”（《陳云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頁）

長征開始后，紅軍在湘江戰役中又遭受重大損失，經過浴血奮戰，雖然渡過了湘江，但中央紅軍從長征出發時的8.6萬人，銳減到3萬多人，這樣的軍事實踐，必然要引起廣大指戰員對中央軍事指導的疑慮。正是經過軍事實踐的檢驗，人們的思想認識才逐步統一起來。“在事實的教訓下，部隊明顯地滋長起懷疑不滿和要求改換領導的情緒。一些曾經支持過‘左’傾錯誤的領導人，也在嚴酷事實的教育下，逐步改變態度。”與此同時，毛澤東也經常把自己的思想觀點同張聞天、王稼祥等人進行交流，啟發他們用馬克思主義實踐標準來檢驗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軍事實踐。毛澤東不但努力作大家的思想工作，而且在許多會議上充分表明自己的觀點和主張，力求糾正博古、李德脫離實際的錯誤軍事指導。這種情況，比較明顯地反映在遵義會議前醞釀準備階段的通道會議、黎平會議和猴場會議上。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負責人在通道城召開臨時緊急會議，討論進軍方向。周恩來提議邀請毛澤東參加這次會議，這是毛澤東在1932年10月寧都會議之后，第一次參加高層軍事決策會議。會上，毛澤東明確反對李德提出的到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主張，提出紅軍應該向貴州方向進軍。經過激烈的爭論，多數與會者同意他的意見。會后各軍團、縱隊“迅速脫離桂敵，西入貴州，尋求機動”。

紅軍折入貴州后，于12月15日攻占黎平縣城，并于18日在這里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進一步討論紅軍的行動方針問題。會上毛澤東反對博古、李德提出的紅軍進入黔東的意見，主張繼續深入貴州腹地，到黔西北遵義一帶創建新的川黔邊根據地。經過激烈爭論，毛澤東的意見再次得到與會者的贊同。12月底，紅軍到達烏江南岸甕安縣猴場地區，部隊準備強渡烏江。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在猴場召開會議。會議否決了博古、李德提出紅軍不渡烏江，返回湘西的意圖，而同意毛澤東等人的主張，執行黎平會議決議，迅速搶渡烏江天險，進占遵義。猴場會議還決定今后軍委的軍事決定必須報中央政治局，這實際上取消了李德以往獨斷專行的軍事指揮權。

經過長征以來這幾次重要會議上的交鋒，以及對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軍事實踐的思考，大家對博古、李德的軍事指導錯誤已經有了一定的認識，對毛澤東實事求是地分析紅軍的處境、正確決定紅軍的行進方向，多數人都表示贊同。這就為后來在遵義會議上統一思想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