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壽彝先生是一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并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成為當時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同時，白先生又是一位出身于少數民族的史學家。這兩個因素，使其對于馬克思主義的民族理論具有深刻的和創造性的理解。他的通識和器局，在這方面也反映得十分突出，為治民族史者所推崇、所尊敬。

白壽彝關于處理國土問題的歷史觀，對新中國歷史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

白先生在《白壽彝民族宗教論集》的題記中寫了這樣一段話：

中國的歷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土上現有的和曾經有過的民族共同創造的歷史。這一點認識，在解放后逐漸為我國史學工作者所普遍接受。這在史學思想上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它既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又有深遠的現實意義。我在多年斷斷續續的摸索中，對民族史有兩點體會。它經歷過單一民族內部的統一、區域性多民族的統一、全國性多民族的統一，以至當前社會主義全國性多民族的統一。統一是我國歷史發展的主流。又一點是，盡管在歷史上出現過不少的民族斗爭，甚至于出現過民族戰爭，但從整個歷史的發展看，我國民族之間總是越來越友好。友好并不排斥斗爭的存在，斗爭也不能阻擋友好關系的前進。

上面這段話，大致可以表明白先生的民族觀和民族史觀。

顯然，白先生的民族觀的核心是：“中國的歷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土上現有的和曾經有過的民族共同創造的歷史。”這就是為什么他的《民族宗教論集》開篇即是關于“國家與民族”的論述。白先生的這一民族觀，早在20世紀五十年代初就已經初步形成了。他在1951年寫的《論歷史上祖國國土問題的處理》一文中指出：

為了說得更清楚，我們不妨說，對于本國史上祖國國土的處理，是有兩個辦法。一個辦法是，以歷代皇朝的疆域為歷代國土的范圍，因皇權統治范圍的不同而歷代國土有所變更或伸縮。又一個辦法是，以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土為范圍，由此上溯，研求自有歷史以來，在這個土地上的先民的活動。這兩種不同的辦法，顯然表示著不同的思想傾向：

第一，前一個辦法顯然還受著傳統的歷史觀點的支配，就是還受著皇朝歷史觀點的支配。盡管我們在本國史的工作中，主觀上要站在人民的立場，并且事實上也已經站在人民的立場，但如果用這樣的辦法來處理歷史上的國土問題，那么，至少在這一點上，還沒有從舊的非人民的，甚至是反人民的立場上得到解放。這和后一個辦法是不同的，后一個辦法是已經擺脫了舊的觀點。完全從舊的立場上得到解放了。

第二，前一個辦法很容易引導我們的歷史工作陷入大漢族主義的偏向。因為在這個辦法處理下的地理條件，很容易限制了本國史的內容，要使它成為單獨的漢族的歷史或漢族統治者的歷史，要在“漢族”或“漢族統治者”和“中國”之間劃上等號。后一個辦法采用的結果，卻恰恰相反。它可能使本國史有豐富的內容，可能使本國史成為中華各民族共同的歷史，可能使本國史告訴我們這個民族大家庭的歷史的由來。

第三，前一個辦法可能引導我們把本國史一個朝代一個朝代孤立地看，不能把歷史和我們現在的社會生活結合起來。后一個辦法，恰巧相反，是要求我們從了解現在社會生活的意義上去研究歷史的。

從這三點來說，用皇朝疆域的觀點來處理歷史上的國土問題，是錯誤的辦法；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土范圍來處理歷史上的國土問題，是正確的辦法。我們應該消滅前一個辦法。我們應該建立后一個辦法。

白先生關于對歷史上中國國土問題的處理意見，既考慮到歷史上的發展形勢，也考慮到新中國的現實狀況，是歷史和現實的結合，從而克服了對于國土問題的片面性認識，同時也正確地回答了中國作為一個多民族國家的歷史事實。他的這一見解，被許多同行所認同，對于新中國的中國歷史研究產生了積極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