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錦濤主席在第五屆亞太經合組織人力資源開發部長級會議開幕式上首次公開倡導“包容性增長”,這是適應國際金融危機后國內外形勢新變化,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新思維和新舉措。

包容性增長是對國際金融危機后國際經濟(政治)復雜而嚴峻形勢的一種積極回應

從國際來看,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爆發說明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世界政治格局變動,使原來計劃經濟國家納入美國主導的分工體系產生的斯密增長和以電子信息技術為先導的新技術革命帶來的熊彼特增長,帶來的國際分工體系拓展和國際市場擴張已經達到極限。國際金融危機以來,貿易保護主義不斷上升,貿易與投資自由化正在受到沖擊,顯然破壞了“包容性增長”原則。胡錦濤主席公開倡導“包容性增長”,是對國際金融危機后國際經濟(政治)復雜而嚴峻形勢的一種積極回應,說明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今天,要推動世界經濟可持續增長、有效應對世界經濟面臨的風險和挑戰,各國各地區必須加強交流合作,推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讓經濟全球化和經濟發展成果惠及所有國家和地區、惠及所有人群,這樣才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發展與和諧穩定。

中國高速增長背后的包容性存在問題

從國內來看,盡管我國實施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的一攬子計劃成效明顯,但在外需缺乏內在持續增長動力情況下,由上一周期形成的產能過剩的問題在危機后有所加劇,暴露出以出口為導向的傳統發展方式賴以生存的基礎和條件已經發生根本改變。內需不足昭示著中國高速增長背后的包容性存在問題。以出口導向戰略推動的工業化是以勞動力的低工資、低社保(甚至無社保),土地等資源的低價格、低環保和高排放為代價的。分稅制通過地方財政分權提供了由經濟增長帶來地方稅收增長的激勵,但對過度投資和非包容性增長卻缺乏抑制機制。在出口推動工業化進而帶動城市化的過程中,城鎮化依附于工業化是被動的、不完全的,一方面地方政府壟斷著城市化帶來的地租收益,通過經營城市支撐著工業、投資和增長；另一方面,城鄉二元體制使參與經濟增長過程并對城市化作出貢獻的幾億農民工游離于現代城市體系之外,不能充分享受城市的公共產品和服務。由此,地方競爭在成為推動經濟增長動力的同時,造成城鄉、地區差距的擴大和經濟增長偏離了包容性增長軌道。傳統經濟發展方式的突出表現是結構失衡,即在需求結構方面,經濟增長高度依賴投資和出口,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較弱；在產業結構方面,經濟增長高度依賴第二產業特別是工業的擴張,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后；在要素投入結構方面,經濟增長高度依賴低成本資源和生產要素的高強度投入,科技進步和創新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偏低。由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是實現包容性增長。

確立內需替代和就業導向的共享型發展戰略

當前我國正處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時期,實現包容性增長要著力于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要進行戰略調整,確立內需替代和就業導向的共享型發展戰略,實現從出口導向向進口替代、從外需導向向內需替代、從GDP增長向就業導向轉變。

第二,以充分就業作為經濟發展的優先目標,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以彌補傳統產業調整帶來的收縮,并帶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通過高速、有效以及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最大限度地創造就業與居民參與經濟增長的機會。

第三,加強人力資源能力建設,增強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責任和激勵。人力資源能力是人們參與經濟發展和改善自身生存發展的條件,要加快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農民尤其是貧困家庭下一代的培育和提升人力資本、參與經濟增長提供必要的教育、健康等公共服務,逐步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分配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不斷消除人民參與經濟發展、分享經濟發展成果方面的障礙。

第四,提高城鎮化發展水平,著力解決農民工市民化問題。工業化創造供給,城市化創造需求。城鎮化是擴大內需、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抓手。提升城市化發展水平關鍵不是城市面積的擴張,而是農民工市民化。通過改革戶籍制度以及基本社會保障均等化和勞動力市場制度建設,為農民工就業和居住提供更加穩定的保障與保護,逐步實現農民工勞動報酬、子女就學、公共衛生、住房租購等與城鎮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充分挖掘他們作為勞動者、創業者和消費者的潛力。

第五,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調整國民收入分配關系。完善居民收入分配調節制度,加強壟斷行業工資水平和工資總額的雙重調控管理,不斷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制定國民收入分配結構調整的約束性指標,調整政府、企業、居民在國民收入中的分配關系,提高“兩個比重”即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確保人們能夠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

第六,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不斷提高社會保障水平。堅持廣覆蓋、保基本、多層次、可持續,加強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的銜接和協調,建立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確保人們能得到最基本的經濟和社會福利。（作者單位：廣州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