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過往的事件都可以通俗地稱之為歷史，歷史是一個巨大而龐雜的礦藏。人們時常潛入堆積如山的陳年舊事，修復記憶，提煉傳統，并且以史為鑒，認定自己的楷模和規范。無論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還是個人，歷史無不提供了自我認識的參照坐標。因此，如何享用歷史資源時常成為一個重要的文化命題。歷史學是一種處理問題的方式，文學是另一種。

人類早期的某一個段落，歷史學與文學曾經渾然一體。古希臘的荷馬“史詩”既是歷史事件的記載，又存在強烈的美學特征。歷史學與文學的分道揚鑣意味著另一個文化階段的開始。顯而易見，歷史學更多地負有特殊的責任。從“史官”的設立到修史的慎重嚴謹，歷史學的記載、敘述以及形形色色的褒貶時常與涉及江山社稷的大是大非聯系起來。孟子曾經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這是歷史敘事不露聲色的政治傾向。因此，歷史學熱衷于注視各種宏大的巨型景觀，國家獨立，民族解放，政治風云，外交形勢，社會制度，革命運動，諸如此類的顯眼事件往往是歷史學的注視焦點。多數時候，帝王將相理所當然地充當了歷史著作的主要人物。

相對地說，文學認領的是各種具體的人生故事，現實主義之后的文學明顯地轉向了底層，轉向了普通大眾的悲歡離合。文學帶來的喜怒哀樂源于日常生活的各種經驗、細節，而不是高瞻遠矚的宏論。一首小令或者一篇美文僅僅抒寫了些許人生感慨；即使像《紅樓夢》、《戰爭與和平》這種鴻篇巨制，人們讀到的仍然是一個個人物的曲折命運，而不是包羅萬象的歷史全景。為了強烈的戲劇效果，為了逼真的現場氣氛，文學甚至享有一個特權：虛構。現今，歷史學與文學的分工日益清晰：當前者精確地提供某一個歷史時期的經濟數據或者翔實陳述一個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時，文學正在栩栩如生地想象一條街道，一幅肖像，或者一批人物之間的恩怨情仇。

然而，這并不是文學與歷史相互分離的證明。相反，“歷史”始終是文學圍繞的一個中心詞。這不僅表現于一批以歷史故事為主軸的“演義”小說，不僅表現于迄今盛行的歷史小說或者歷史戲劇，更為重要的是，“歷史”的理解、再現時常成為鑒別文學價值的內在尺度。“詩史”是杜甫贏得的一個崇高贊譽，巴爾扎克自稱要做法國歷史的書記員，恩格斯在典型人物背后察覺到某種“歷史潮流”，并且提出了“美學的”與“歷史的”相結合的批評標準……或許，亞里士多德關于詩比歷史著作更富于哲學意味的觀點已經包含了重要的啟示：文學不負責陳述已發生的事情，“描述可能發生的事”顯示的是另一種史識。如果說，歷史學擅長居高臨下地處理歷史，那么，文學考察的是歷史與人生的復雜互動。沒有完全脫離宏觀歷史的具體人生，正如沒有完全脫離具體人生的宏觀歷史；但是，文學主要承擔這個命題的上半部分：歷史如何造就各種不同的人生，同時，每一個體如何在自己的位置上理解和承受來自歷史的壓力。

文學興趣不衰的探索表明，歷史從未關閉。每一種探索的視角都有理由期待自己的發現，即使是“大話”、“戲說”式的解構。然而，解構存在的后續問題在于，哪些更為深刻的歷史闡釋脫穎而出？李白輕功卓絕，關云長拔劍自刎，宋江與李逵存在同性戀關系……這些乏味的想象又有多少真知灼見？如果踐踏已有的歷史解釋無非是博得一笑——如果歷史僅僅被視為炮制笑料的作坊，那不啻于雙重的辜負：既辜負了解構主義的理論鋒芒，也辜負了歷史隱含的真正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