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場全球金融危機中，我國對外貿易受到嚴重影響，不能不引發對我國長期以來實施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的思考。就福建而言，在后危機時期，重新審視福建外貿發展走過的歷程，分析福建外貿發展的新形勢及其思路、對策，很有必要，且意義重大。

◆發展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福建外貿的發展經歷了四個階段，即20世紀80年代福建外貿的起步階段，20世紀90年代福建外貿的穩步增長階段，進入21世紀以來至國際金融危機前福建外貿的高速增長階段，2008年以來福建外貿發展的調整階段。在20世紀80年代，福建進出口總額年均增長率為24.11%。20世紀90年代以來，福建進出口貿易額保持平穩增長的勢頭。1990年至1999年，全省貿易累計額達1230.8億美元，比20世紀80年代累計額增長近8.7倍。進入21世紀，在經濟全球化迅速發展的背景下，福建對外貿易進入高速增長階段。2000年，全省進出口貿易總額首次突破200億美元，居全國第6位。隨后的幾年，特別是2002年我國加入WTO后，福建對外貿易總額幾乎每年增長近100億美元。從2000年到2007年，全省累計進出口總額達3466.3億美元，年均增長率達19.65%。

自2008年以來，受金融危機等國內外多重因素的影響， 2008全年福建進出口增幅由年初的29.2%下降到12.34%，全年進出口總額848.32億美元，比上年增長13.9%。2009年，在一系列政策的調整下，福建外貿又出現了上升趨勢。作為福建產業結構與貿易結構轉型升級的特征之一，“泉州模式”的優勢在此輪國際金融危機過程中得到凸顯。研究表明，在國際金融危機中，泉州和蘇州所受的影響程度相對較小，而溫州和東莞所受的影響程度相對較大。這一結果源于四個地區特有的經濟模式差別。溫州模式是“內源性”經濟模式，走的是民間資本自主推動的內發式發展路徑。東莞模式和蘇州模式是典型的“外源性”經濟模式，走的是以外資企業加工再出口為主的外發式發展路徑。但與東莞相比，蘇州具備更好的投資環境，外資帶有更高的技術價值和外溢性。泉州模式則是介于“外源性”和“內源性”之間的“中間路線”模式，在貿易方式上，體現為本土企業和外資企業融合出口，并以一般貿易為主，雖然引入的外資主要源于僑資僑匯，但卻能很好地嵌合本土企業，從而有助于推動產業不斷升級。

◆挑戰與機遇

后危機時期世界經濟可能經歷三至五年的調整期。中國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和美國資產膨脹型消費模式具有不可持續性，中國依賴投資和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將面臨嚴峻挑戰。“綠色經濟”、“低碳經濟”已成為各國特別是發達國家關注的焦點。福建面臨的調整可能更為劇烈。金融危機后，貿易保護主義對全球多邊貿易體系和全球化進程形成挑戰，中國面臨的形勢尤為嚴峻。傳統貿易壁壘對福建外貿的影響不會弱化，以綠色和技術貿易壁壘為雙核心的新貿易壁壘，對福建出口貿易的影響將越來越嚴重。

同時，不能不看到的是，以服務外包為主要內容的現代服務業和以IT產業為代表的國際產業轉移在加快。在應對新一輪國際產業轉移浪潮方面，福建應盡早做好準備。2010年，中國與東盟“10＋1”迎來新的機會；中國與拉美、非洲、中亞地區的區域經濟合作，中國與若干發達國家、重要發展中國家的雙邊自貿區（BFTA）合作，將創造許多新的貿易與投資機會。福建應抓住這一難得的機遇。

兩岸經貿關系的新發展再次凸顯了福建的區位優勢。隨著臺灣地區經濟對大陸市場的依賴程度日益增強，兩岸貿易和投資規模持續增長，合作形式也由最初的主要以垂直型的產業間分工向水平型的產業內分工發展。在ECFA 前、中、后期，福建均存在較大機會，應當力爭將海峽西岸經濟區與福建的地位寫入ECFA及各類MOU。而中央支持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則進一步強化了福建發揮對臺貿易的優勢。通過兩岸產業與外貿鏈條的現實契合和深度整合，福建可以把臺灣先進農業的資本、技術和制度引申到漳州、南平、三明、龍巖等經濟腹地，增加經濟總量和外貿流量；通過大型、先進、關鍵產業項目的引進，以及外貿產業配套、增強后勁，大力發展兩岸服務貿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