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僅在許多著作和書信中談到中國，而且還專門撰寫了19篇關于中國問題的文章，足見其對中國問題的重視程度。在這些專著及散論中，兩位革命導師圍繞著中國近代發生的一些歷史事件如鴉片貿易、太平天國革命以及中日戰爭等，詳盡地闡述了中國社會的基本特征，并具體而深刻地分析了中國如何發展的問題。

認識之一：中西方交往與中國發展的關系

在馬克思看來，人類歷史不外是生產發展的歷史，是人類相互之間交往的歷史。中西方的交往(本文的“中西方交往”特指近代中國與西方的交往)乃是歷史的本質要求。歷史同時表明，古老的東方帝國的極度落后又導致其在對外交往過程中不可避免地遭遇西方“特權”。

中西方的交往是世界歷史發展也是中國發展的必然要求，同時中西方的二元對立也必然要求中國在交往過程中不得不時刻警惕并抵制西方特權的干涉。交往伊始，憑借著其強大的軍事力量，西方特權強制地打破了中國“與外界隔絕”的狀態，并在接下來的相當長的時間內都主導著交往的潮流。西方特權的最初干涉突出地表現為赤裸裸的殖民主義擴張和侵略。而古老的中國社會之“陳腐”早已注定了在最初的博弈中上演的只能是一出世界歷史悲劇。誠如馬克思所言，“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于現狀，人為地隔絕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這樣一個帝國注定最后要在一場殊死的決斗中被打垮：在這場決斗中，陳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義，而最現代的社會的代表卻是為了獲得賤買貴賣的特權——這真是任何詩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種奇異的對聯式悲歌。”

然而，我們同時看到，西方資本主義是當時新生產方式的代表，它在沖擊、摧毀中國舊制度的同時，在客觀上也起著促進中國發展的作用，即使是被“極卑鄙的利益驅使的。”在這個意義上說，也正是西方特權對中國的干涉才使得中國得以進一步并逐漸主動地參與中西方交往。正如恩格斯所預言的那樣。世人看到了這個“最古老的帝國”的“垂死掙扎”，同時也看到了“整個亞洲新紀元的曙光。”但中國的發展與強大決不是也從來不是西方國家希望看到的。于是，殖民主義者故伎重施，繼續行使著“歷史悠久”的特權，進行著一波又一波的對華干涉。只不過此時的西方國家已經不再進行赤裸裸的殖民侵略，而是悄悄地披上新的外衣，采取一系列新的手段進行對華干涉。如此看來，對西方“特權”的抵制將一直伴隨著中西方交往的進程，也必將伴隨著中國向前發展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