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主席曾經指出:“指導一個偉大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于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正是在這種強烈的憂患意識下,當年延安的學習運動開展得如火如荼、扎扎實實。
延安時期的學習運動,首先是領導干部帶頭學。毛澤東主席就是帶頭學習的典范。斯諾的《西行漫記》就有這樣一段文字:“我有一陣子每天晚上都去見他(指毛澤東),向他采訪共產黨的歷史。有一次一個客人帶了幾本哲學新書來給他,于是毛澤東就要求我們改期再談。他花了三四夜的時間專門讀了這幾本書。”就在這窯洞里、油燈下,毛澤東主席精讀了《資本論》、《反杜林論》、《談談辯證法問題》、《從猿到人》、《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等大量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結合中國革命實際撰寫了《實踐論》、《矛盾論》、《論持久戰》、《論聯合政府》、《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等大量文章,同時,中央各機關都相繼成立了學習小組。中央組織部學習小組由陳云任組長,每天上午9時以前為自學,每周集體討論一次。中央領導同志除了自身學習外,還經常到各學校講課。
為了推動學習,中央有關部門做出多項決策和規定,展開學習競賽。毛澤東主席就要求在全體黨員中來一個學習競賽,看誰真正學習到了東西,看誰學得更多一點,更好一點。中央宣傳部制定了《延安在職干部教育暫行計劃》,規定延安4000多名在職干部編班編組,堅持每日兩小時學習制度,并制定了初級、中級、高級班的學習課程和學習制度。盡管當時條件艱苦,但人們卻是隨時隨地學、見縫插針地學,可謂是:“認字就在背包上,寫字就在大地上,課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蓋上。”有些有小孩的年輕夫婦為能擠出時間學習,就把孩子放在一個筐子里,吊在窯洞的橫梁上,然后用繩子一頭系住筐,另一頭系桌腿上。孩子一哭鬧,伏案學習的父母就用腳反復踩動繩子,讓筐子搖晃起來。孩子進入了夢鄉,他們就繼續學習。黨中央還把每年的5月5日——馬克思誕辰日定為“干部學習節”。在第一屆“干部學習節”上,朱德總司令還被評為學習模范。
延安時期的學習十分注重聯系實際,不搞大而空,不走形式。對于如何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主席提出,學習馬列主義不是學些馬列主義的詞句,而應當學習他們觀察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立場和方法。針對黨內存在的一些學者“言必稱希臘”等現象,他明確提出:“不要割斷歷史。不單是懂得希臘就行了,還要懂得中國;不但要懂得外國革命史,還要懂得中國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國的今天,還要懂得中國的昨天和前天。”郭化若、莫文驊在回憶文章中也談到,1938年9月間,毛澤東約集他倆和許光達、陳伯鈞、蕭勁光、蕭克、何思敬、艾思奇等十余人召開學習座談會,“議論的中心圍繞軍事辯證法問題較多,實際上是對紅軍在10年土地革命戰爭中的經驗教訓進行理論上的探討。”
延安時期的學習運動使我黨在深入研究馬列主義基本原理、深刻回顧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實現了馬列主義同中國革命實際的有機結合,確立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根本思想方法,使密切聯系群眾成為廣大黨員的自覺行動。同時,還形成了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新風,培養了一大批黨政軍干部,為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作了人才準備。對廣大黨員干部群眾的文化普及文化層次也是極大的提升。這些成果說明,通過學習,我們黨的建設進一步走向成熟、走向自覺,這是其他任何手段所不能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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