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主席曾經指出：“指導一個偉大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于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正是在這種強烈的憂患意識下，當年延安的學習運動開展得如火如荼、扎扎實實。

延安時期的學習運動，首先是領導干部帶頭學。毛澤東主席就是帶頭學習的典范。斯諾的《西行漫記》就有這樣一段文字：“我有一陣子每天晚上都去見他（指毛澤東），向他采訪共產黨的歷史。有一次一個客人帶了幾本哲學新書來給他，于是毛澤東就要求我們改期再談。他花了三四夜的時間專門讀了這幾本書。”就在這窯洞里、油燈下，毛澤東主席精讀了《資本論》、《反杜林論》、《談談辯證法問題》、《從猿到人》、《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等大量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結合中國革命實際撰寫了《實踐論》、《矛盾論》、《論持久戰》、《論聯合政府》、《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等大量文章，同時，中央各機關都相繼成立了學習小組。中央組織部學習小組由陳云任組長，每天上午9時以前為自學，每周集體討論一次。中央領導同志除了自身學習外，還經常到各學校講課。

為了推動學習，中央有關部門做出多項決策和規定，展開學習競賽。毛澤東主席就要求在全體黨員中來一個學習競賽，看誰真正學習到了東西，看誰學得更多一點，更好一點。中央宣傳部制定了《延安在職干部教育暫行計劃》，規定延安4000多名在職干部編班編組，堅持每日兩小時學習制度，并制定了初級、中級、高級班的學習課程和學習制度。盡管當時條件艱苦，但人們卻是隨時隨地學、見縫插針地學，可謂是：“認字就在背包上，寫字就在大地上，課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蓋上。”有些有小孩的年輕夫婦為能擠出時間學習，就把孩子放在一個筐子里，吊在窯洞的橫梁上，然后用繩子一頭系住筐，另一頭系桌腿上。孩子一哭鬧，伏案學習的父母就用腳反復踩動繩子，讓筐子搖晃起來。孩子進入了夢鄉，他們就繼續學習。黨中央還把每年的5月5日——馬克思誕辰日定為“干部學習節”。在第一屆“干部學習節”上，朱德總司令還被評為學習模范。

延安時期的學習十分注重聯系實際，不搞大而空，不走形式。對于如何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主席提出，學習馬列主義不是學些馬列主義的詞句，而應當學習他們觀察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立場和方法。針對黨內存在的一些學者“言必稱希臘”等現象，他明確提出：“不要割斷歷史。不單是懂得希臘就行了，還要懂得中國；不但要懂得外國革命史，還要懂得中國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國的今天，還要懂得中國的昨天和前天。”郭化若、莫文驊在回憶文章中也談到，1938年9月間，毛澤東約集他倆和許光達、陳伯鈞、蕭勁光、蕭克、何思敬、艾思奇等十余人召開學習座談會，“議論的中心圍繞軍事辯證法問題較多，實際上是對紅軍在10年土地革命戰爭中的經驗教訓進行理論上的探討。”

延安時期的學習運動使我黨在深入研究馬列主義基本原理、深刻回顧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實現了馬列主義同中國革命實際的有機結合，確立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根本思想方法，使密切聯系群眾成為廣大黨員的自覺行動。同時，還形成了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新風，培養了一大批黨政軍干部，為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作了人才準備。對廣大黨員干部群眾的文化普及文化層次也是極大的提升。這些成果說明，通過學習，我們黨的建設進一步走向成熟、走向自覺，這是其他任何手段所不能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