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社會保障政策調整的戰略選擇，宜從彌補制度缺失、構建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入手，積極穩妥、循序漸進地推進這一制度沿著公平、普惠、可持續發展方向發展，在解除全體人民生活后顧之憂的同時，不斷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并增進人民的幸福感與尊嚴感。

溫家寶總理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加快完善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推進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解決未參保人員基本養老保障遺留問題，積極推進農民工參加社會保險，加強殘疾人社會保障和服務體系建設，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今年再提高10%。這表明，政府要通過調整和完善社會保障政策，把低水平、廣覆蓋的社會保障體系逐步升級為中水平、全覆蓋的社會保障體系，實現社會保障水平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均衡動態銜接，并以此為基礎，構建一個更加完善的社會保障安全網，使人民生活有基本保障、無后顧之憂，真正分享發展成果。

政府社會保障政策調整面臨的戰略機遇

社會保障的剛性發展和路徑依賴，決定了政府社會保障政策的調整必須服從長遠的需求，而只有從戰略高度認識社會保障政策調整的機遇，才能真正認真考慮長遠的發展需求。

一是社會保障政策調整的動力。社會保障作為社會經濟發展的“推進器”、實現社會公平的“調節器”以及維護社會安定的“穩定器”，其政策措施需要不斷地調整、衍變和完善，這既是其內生動力所致，也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標識。首先，調整社會保障政策能及時有效防范和應對社會風險，從而使社會成員在面對市場經濟風險、個人能力存在差異等諸多因素影響下增強抵御能力；其次，調整社會保障政策能增強社會保障制度的有效供給，激發社會資源稟賦活力，社會成員在發揮能力創造社會價值的同時，可以消除種種后顧之憂，激發潛能；再次，調整社會保障政策能保證與提高社會成員未來生存與發展的水準。

二是社會保障政策調整的拉力。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試點經驗，是調整社會保障政策的力量之一。譬如，城鎮社會保障試點的重點，集中在養老保險與醫療保險的擴大覆蓋面、多層次保險體系與做實個人賬戶、提高統籌層次等問題上；而農村社會保障的試點，則集中在如何構建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創建個人賬戶與儲備調劑金相結合的制度新形式。同時，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使得農民工與小城鎮農轉非人員、被征地農民的社會保障問題成為城鎮社會保障與農村社會保障相銜接的“前沿陣地”。毫無疑問，社會保障試點地區的經驗，客觀上成為我國社會保障政策調整的拉動力量。

三是社會保障政策調整面臨的壓力。當前，我國社會保障制度面臨著城鄉分割與地區發展失衡、人口老齡化與人口流動加速、工業化、城市化、就業形式多樣化、收入分配不平衡等嚴峻現實以及城鄉社會保障不平衡、覆蓋范圍小、統籌層次低、制度不夠完善等諸多挑戰。制度缺失、各種差距的存在，使得諸如農民工等新社會群體在社會保障問題上出現了政策“盲點”，以往改革中因經驗不足帶來的不良后遺癥，直接限制了社會保障功能的全面正常發揮，也極大地牽制了國民經濟新變革與社會和諧發展的政策取向。因此，社會保障制度在改革中遇到的種種問題，特別是城鄉二元體制下的社會保障制度運行遭遇的瓶頸，成為社會保障政策調整的無形壓力。

四是社會保障政策調整具有可支撐的財力。2010年，我國國民經濟總量將會躍居世界第二位。未來30年內，只要我國改革開放持續推進，經濟增長仍然將會領跑世界主要經濟體，維持在一個相對較高的水平上。盡管我國目前的財政收入和社會保險費收入占GDP的比重不到25%，社會保障支出與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國家和人均GDP3000至6000美元國家相比，分別低9.9和18.3個百分點，但隨著我國經濟的進一步增長，特別是第二、三產業的迅速發展，財政收入占GDP比重還有提升空間，這為民眾社會福利水平的提升提供了資金保障。不僅如此，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第一產業就業人員呈不斷下降趨勢。據預測，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到2020年、2040年將分別下降到40%左右和20%以內，越來越多的勞動力進入非農產業，這將為社會保障政策的調整奠定可支撐的財力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