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過去30年的發展，特區承擔了三個基本功能。30年過去了，第一個功能基本完成了，第二個功能受到了巨大的挑戰，第三個功能變得越來越突出。

幾年前，在深圳曾經掀起過“特區命運”的熱烈討論。它起于民間，震動了當地政府乃至高層，成為當年度頗為轟動的事件，特區終結或者新生一度成為流行的話題。幾年過去了，今年是中國第一批四個特區成立30周年，一系列紀念活動將轟轟烈烈地舉辦。我相信，幾年前的話題依然會再提，因為有更多的新挑戰已經出現。

在諸多新挑戰中，有兩個挑戰最為突出。一是隨著全國性制度的不斷完善，各地的制度和政策在內容和水平上已經基本實現了“水平化”。特區原來享受的政策優惠、制度優勢(尤其是較少的舊體制負擔)被大大消解了，現在必須和其他地區在同一個平臺上競爭。所謂“特區不特”表達的正是對這種現實的感慨。二是中國的經濟發展在空間形態上已經從局部的地點轉向了更大范圍的“區域”，單個城市要保持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必須依托周圍的地區，形成要素相互支持的發展區域。過去3年來，中央政府對于不同類型的實驗區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和政策支持，目的就是推動更大范圍的區域發展。對于特區來說，其行政腹地和特區管轄區域都非常有限，自我發展的空間不足，必須融入所在的區域，其地位的保持取決于能否在該區域中發揮中心城市的帶動和吸納作用。

如果說第一個挑戰說明了特區在整個國家發展戰略中的定位發生了調整的話，那么第二個挑戰則體現了特區與周圍城市之間關系的變化。特區頭上的光環正在消退，其功能也需要重新的定位。

回顧過去30年的發展，特區承擔了三個基本功能。第一是作為對外開放的“窗口”，充當了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對接點。通過這個窗口，國外的資金、技術、管理方法乃至制度機制、思想文化進入了長期封閉的國家，既讓國人開闊了視野，也獲得了社會主義建設所需要的資源和要素。更重要的是，外部影響被控制在可管理的范圍內，從而為漸進改革提供積極的推動力。第二是作為經濟的增長極，帶動了整個國家的外向型經濟增長。經濟特區都設有出口加工區、保稅區，吸引了大量的國外投資和來自內地的勞動力，實現了資本與勞動力的有效結合。在過去30年里，特區的經濟增長速度一直高于全國平均水平，有的甚至處于全國領先，不僅對周邊地區形成了輻射帶動作用，而且在整個國家的對外經濟戰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第三是作為制度創新的實驗室，為整個國家的制度變革提供經驗做法和理論啟示。特區成立之初，就明確提出要建立“小政府、大社會”的結構，并且在行政體制改革方面進行了諸多探索。我們熟知的“24小時答復”制、行政審批程序簡化、政府職能部門合并精簡等做法，都是特區的創造，并且為全國范圍的行政體制改革提供了參考。特區不僅創造出了經濟增長方面的“特區速度”，還總結出了“先行先試”、“勇于創新”的特區精神。

30年過去了，特區的三個基本功能在重要性上也發生了變化。隨著中國全面進入全球化，第一個功能基本完成了。第二個功能隨著區域經濟成為中國發展的增長極，受到了巨大的挑戰，并且正在被地理規模和經濟總量越來越大的發展區域所整合甚至替代。在前兩個功能完成和消退的同時，第三個功能變得越來越突出。然而，要承擔和完成這個功能，需要更大的勇氣和智慧，因為制度創新充滿了風險和不確定性，并且直接關乎到整個國家的發展進程。

通過制度創新，再塑特區的輝煌，已經成為了幾個特區的共識。比如，深圳市在獲得“綜合改革實驗區”資格后，進一步提出了建設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全國經濟中心城市、國家創新型城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示范市和國際化城市的“一區四市”目標。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將《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定位為廣東在新時期發展的“尚方寶劍”。他說，“中央給了我們先行先試的權力，會不會用，能不能試，敢不敢闖，就看我們的了?！碧貐^更要學會利用好“先行先試的權力”。（作者系北京大學中國政府創新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