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的國情和人類現代化發展的基本邏輯來看，孫中山的這個選擇是正確的。首先，任何國家的現代化發展都需要一個核心主體，在西方國家，如英國，這個主體就是新興的資產階級。歷史表明，主體的代表性、整合力和成熟度，直接決定著這個國家現代化的成長。法國與英國相比，在邁向民主的道路上無疑更加激進和徹底，但其現代化發展卻大大遜色于英國，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法國社會結構多元，一直無法形成一個能夠有效整合法國社會的中堅力量。結果，法國的政治不得不在帝制與共和之間徘徊，使得現代化發展與民主化的發展無法有機統一，形不成相互促進的發展合力。所以，孫中山先生要為中國創造一個現代化的中堅力量，或者說核心主體，是符合現代化規律的。其次，就中國的國情來說，中國邁入現代化的時候，社會不但沒有形成一個新興的主導力量，相反，在軍閥割據下，陷入四分五裂的無政府狀態。在這樣的狀態下，國家發展的首要任務自然是建立一個核心主體，成為社會與國家的中堅。為此，孫中山選擇了最具有現代民主價值和意義的政黨組織，并強調要建立能夠為政黨宗旨而奮斗的軍隊，并把軍隊置于政黨的領導之下，支撐政黨對社會的整合和對國家的領導。以政黨為核心整合中國社會、推動中國的現代化與民主化發展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現代化邏輯在中國社會的具體體現。至于什么樣的政黨能夠擔當這樣的角色，不僅取決于政黨的性質與能力，也取決于時代與中國社會的選擇。所以，中國共產黨能夠成為中國社會現代化發展的核心主體和支撐力量，與政黨本身先進性有關，但也與中國社會現代化發展對這樣政黨力量的迫切需求有關。

其二，中國社會性質與社會結構決定了作為核心力量的任何政黨要支撐起中國革命和現代化的發展，都必須廣泛聯合各種積極的社會和政治力量，建立廣泛的同盟，從而在鞏固領導的基礎上充分發揮核心力量的作用。1940年，毛澤東在勾畫中國共產黨所要建立的新國家、新政權時指出：“在中國，事情非常明白，誰能領導人民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誰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為人民的死敵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而特別是帝國主義的緣故。在今日，誰能領導人民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并實施民主政治，誰就是人民的救星。歷史已經證明：中國資產階級是不能盡此責任的，這個責任就不得不落在無產階級的肩上了?！盵5](P674)然而，“中國無產階級應該懂得：他們自己雖然是一個最有覺悟性和最有組織性的階級，但是如果單憑自己一個階級的力量，是不能勝利的。而要勝利，他們就必須在各種不同的情形下團結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階級和階層，組織革命的統一戰線。在中國社會的各階級中，農民是工人階級的堅固的同盟軍，城市小資產階級也是可靠的同盟軍，民族資產階級則是在一定時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軍，這是現代中國革命的歷史所已經證明了的根本規律之一?！盵6](P645)“所以，無論如何，中國無產階級、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小資產階級，乃是決定國家命運的基本勢力。這些階級，或者已經覺悟，或者正在覺悟起來，他們必然要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構成和政權構成的基本部分，而無產階級則是領導的力量?，F在所要建立的中華民主共和國，只能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們聯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5](P674—675)毛澤東把這種共和國的國體定位為“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雖然此時毛澤東所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的建設新中國的政治主張與抗日戰爭要求中國共產黨凝聚全社會力量以實現國家獨立的現實要求有一定的關系，但這個主張背后的理論基礎則是前后貫穿的。毛澤東當時就認為他之所以要強調國體，是為了揭示“社會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他認為“資產階級總是隱瞞這種階級地位，而用‘國民’的名詞達到其一階級專政的實際。這種隱瞞，對于革命的人民，毫無利益，應該為之清楚地指明?！盵5](P676)所以，毛澤東用“人民”這個詞代替“國民”這個詞。相比較而言，“人民”能夠很明晰地顯示這個社會什么階級是專政的主體，什么勢力是被專政對象。抗日戰爭之后，在中國共產黨開始全面掌握國家政權，建立新中國的時候， 1949年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所定義的人民以及人民民主專政，依然堅持“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這個國體定位。他這樣闡述道：“人民是什么？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向著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兇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壓迫這些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如要亂說亂動，立即取締，予以制裁。對于人民內部，則實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等項的自由權。選舉權，只給人民，不給反動派。這兩方面，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7](P14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