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真是總理肚中無話嗎？當然不是。在會場上，在向領袖匯報時，在對“四人幫”斗爭時，在與同志談心時，該說的都說過了，他覺得不該說的，平時不多說一字，現在并不因為要撒手而去就可以不負責任，隨心所欲。總理的辦公室和臥室同處一棟，鄧穎超同志是他一生的革命知己，又同是中央高干，但總理工作上的事鄧穎超自動回避，總理也不與她多講一字。總理辦公室有三把鑰匙，他一把，秘書一把，警衛一把，鄧穎超沒有，她要進辦公室必須先敲門。周總理把自己一劈兩半，一半是公家的人，黨的人，一半是他自己。他也有家私，也有個人豐富的內心世界，但是這兩部分涇渭分明，決不相混。周恩來與鄧穎超的愛可謂至純至誠，但也不敢因私犯公。他們兩人，丈夫的心可以全部掏給妻子，但決不能搭上公家的一點東西；反過來，妻子對丈夫可以是十二分的關心，但決不能關心到公事里去。總理與鄧大姐這對權高德重的伴侶堪稱是正確處理家事國事的楷模。詩言志，為說心里話而寫。

總理年輕時還有詩作，現在東瀛島的詩碑上就刻著他那首著名的《雨中嵐山》。皖南事變驟起，他憤怒地以詩懲敵：“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但解放后，他除了公文報告，卻很少有詩。當真他的內心情感之門關閉了嗎？沒有。工作人員回憶，總理工作之余也寫詩，用毛筆寫在信箋上，反復改。但寫好后又撕成碎片，碎碎的，投入紙簍，宛如一群夢中的蝴蝶。除了工作，除了按照黨的決定和紀律所做的事，他不愿再表白什么，留下什么。瞿秋白在臨終前留下一篇《多余的話》，將一個真實的我剖析得淋漓盡透，然后昂然就義，舍身成仁。坦白是一種崇高。周恩來在臨終前只留下一疊白紙。“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就無我，我復何言哉？不必再說，又是一種崇高。

點評：周恩來的六個“大無”，說到底是一種無私

周恩來的六個“大無”，說到底是一個無私。公私之分古來有之，但真正的大公無私自共產黨始。1998年是周恩來誕辰百周年，也是劃時代的《共產黨宣言》發表150周年。是這個宣言公開提出要消滅私有制，要求每個黨員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我敢大膽說一句，150年來，實踐《宣言》精神，將公私關系處理得這樣徹底、完美，達到如此絕妙之境界者，周恩來是第一人，因為即使如馬恩、列寧也沒有他這樣長期處于手握黨權、政權的誘惑和身處各種矛盾的煎熬。總理在甩脫自我，真正實現“大無”的同時卻得到了別人沒有的“大有”：有大智、大勇、大才和大貌———那種傾城傾國、傾倒聯合國的風貌，特別是他的大愛大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