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鄒韜奮在短暫的一生中，與周恩來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他尊敬周恩來，依賴周恩來，在生命垂危之際仍呼喚著周恩來的名字，周恩來也了解鄒韜奮，敬重鄒韜奮，并給予鄒韜奮高度的評價——“鄒韜奮同志經歷的道路是中國知識分子走向進步、走向革命的道路。”

一

周恩來與鄒韜奮第一次見面是在武漢。

1937年12月，從國民黨蘇州監獄被釋放的愛國七君子之一、救國會的著名領導人鄒韜奮來到武漢。當他得知大名鼎鼎的中共中央領導人周恩來也在武漢時，異常興奮，因為他早就想見見這位聞名已久的人了。

周恩來得悉鄒韜奮的愿望后，欣然同意與他見面，其實與鄒韜奮相見，也一直是周恩來的愿望。

周恩來對鄒韜奮是十分了解的。

鄒韜奮從1926年10月開始主編《生活》周刊。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后，鄒韜奮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堅決反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主義，主張團結御侮。《生活》周刊的內容也隨之發生急劇變化，以抗日救國、反對內戰為宗旨，旗幟鮮明地發表了一系列鼓舞人心的評論和文章。鄒韜奮說：“自‘九一八’國難發生之后，我想竭盡我的心力，隨同全國同胞共赴國難：一面盡量運用我的筆，為國難盡一部分宣傳和研究的責任，一面也盡量運用我的微力，參加救國運動。”

國民黨政府派要員對鄒韜奮施加壓力，要他和《生活》周刊改變立場。鄒韜奮則嚴正聲明：“站在中國人民大眾的立場上，對于暴日的武力侵略，除了抵御之外，不能再有第二個主張。”國民黨要員要他表態擁護國民黨政府，鄒韜奮回答：“我只擁護抗日‘政府’。不論從哪一天起，只要‘政府’公開抗日，我們便一定擁護。在‘政府’沒有公開抗日之前，我們便沒有辦法擁護。這是民意，違反了這種民意，《生活》周刊便站不住，對于‘政府’也沒有什么幫助。”

鄒韜奮領導的《生活》周刊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上，逐漸發展成為極具愛國主義精神、戰斗性很強的周刊。1932年《生活》周刊每期發行15萬多份，打破了中國期刊的發行紀錄。1933年《生活》周刊被禁之后，鄒韜奮又相繼創辦了《新生》、《大眾生活》、《永生》和《生活星期刊》等刊物，宣傳愛國進步思想，發表馬克思主義的譯著。鄒韜奮也因此多次受到國民黨反動派的恫嚇和威脅，兩度被流放，但他毫不動搖，表現出強烈的愛國主義熱忱和堅定的革命斗爭精神。

1936年5月，鄒韜奮、沈鈞儒等響應中國共產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號召，在上海發起成立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發表了《團結御侮的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的聯合聲明，要求國民黨政府停止內戰，聯合紅軍共同抗日。他們的愛國行動受到國民黨當局的迫害。11月，國民黨當局逮捕了救國會領導人鄒韜奮、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樸、王造時、史良和沙千里，引發轟動全國的“七君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