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是紅軍長征時，當時周恩來身兼五職，是中央三人團(博古、李德、周恩來)之一、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委。在遵義會議上，只有他才有資格去和博古、李德爭吵，把毛澤東請了回來。王明派對黨的干擾基本排除了（徹底排除要到延安整風以后），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又冒出個張國燾。張兵力遠勝中央紅軍，是個實力派。有槍就要權，不給權就翻臉，黨和紅軍又面臨一次分裂。這時周恩來主動將自己擔任的紅軍總政委讓給了張國燾。紅軍總算統一，得以繼續北上，扎根陜北。第二次是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1957年底，冒進情緒明顯抬頭，周恩來、劉少奇、陳云等提出反冒進，毛澤東大怒，說不是冒進，是躍進，并多次讓周恩來檢討。甚至說到黨的分裂。周恩來立即站出來將責任全部攬到自己身上，幾乎逢會就檢討，目的只有一個，就是保住黨的團結，保住一批如陳云、劉少奇等有正確經濟思想的干部，留得青山在，為黨渡危機。而他在修訂規劃時，又小心地堅持原則，實事求是。

他藏而不露地將“15年趕上英國”，改為“15年或者更多的一點時間”，加了九個字。將“在今后10年或者更短的時間內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一句刪去了“或者更短的時間內”八個字。不要小看這一加一減八九個字，果然一年以后，經濟凋敝，毛澤東說：“國難思良將，家貧思賢妻。搞經濟還得靠恩來、陳云，多虧恩來給我們留了三年余地。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騙取了毛主席信任。這時作為二把手的周恩來再次讓出了自己的位置。他這個當年黃埔軍校的主任，畢恭畢敬地向他當年的學生，現在的“副統帥”請示匯報，在天安門城樓上，在大會堂等公眾場合為之領座引路。林彪的威望，或者就以他當時的投機表現、身體狀況，總理自然知道他是不配接這個班的，但主席同意了，黨的代表大會通過了，總理只有服從。果然，九大之后只有兩年多，林彪自我爆炸，總理連夜坐鎮大會堂，彈指一揮，將其余黨一網打盡，為國為黨再定乾坤。讓也總理，爭也總理，一屈一伸又彌合了一次分裂。

第四次，林彪事件之后總理威信已到絕高之境，但“四人幫”的篡權陰謀也到了劍拔弩張的境地。這時已經不是拯救黨的分裂，而是拯救黨的危亡了。總理自知身染絕癥，一病難起，于是他在抓緊尋找接班人，尋找可以接替他與“四人幫”抗衡的人物，他找到了鄧小平。1974年12月，他不顧危病在身飛到長沙與毛澤東商量鄧小平的任職。小平一出山，雙方就展開拉鋸戰，這時總理躺在醫院里，就像諸葛亮當年臥病軍帳之中，仍側耳靜聽著帳外的金戈鐵馬聲。“四人幫”惟一忌憚的就是周恩來還在世。這時主席病重，全黨的安危系于周恩來一身，他生命延緩一分鐘，黨的統一就能維持一分鐘。現在他躺在床上，像手中沒有了彈藥的戰士，只能以重病之軀撲上去堵槍眼了。癌癥折磨得他消瘦、發燒，常處在如針刺刀割般的疼痛中，后來連大劑量的鎮痛、麻醉藥都已不起作用。但是他忍著，他知道多堅持一分鐘，黨的希望就多一分。

因為人民正在覺醒，葉帥他們正在組織反擊。他已到彌留之際，當他清醒過來時，對身邊的人員說：“你去給中央打一個電話，中央讓我活幾天，我就活幾天！”就這樣一直撐到1976年1月8日。這時消息還未正式公布，但群眾一看醫院內外的動靜就猜出大事不好。這天總理的保健醫生外出辦事，一個熟人攔住問：“是不是總理出事了，真的嗎？”他不敢回答，稍一遲疑，對方轉身就走，邊走邊哭，終于放聲大哭起來。9個月后，百姓心中的這股怨氣，一舉掀翻了“四人幫”。總理在死后又一次救了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