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中華民國史事日志》1936年12月10日也有記載：“中共代表周恩來及張沖自南京到西安，準備去陜北（周與第三國際代表潘漢年在南京與陳立夫、張沖、張道藩商談多次，不時往來京陜之間）。”

要證明陳立夫的回憶與《中華民國史事日志》記載的錯誤，唯一的辦法就是證明西安事變的當天，周恩來究竟在哪里。

《周恩來年譜》的12月12日沒有記載周恩來的具體活動。直到12月13日上午，才記載周恩來出席中共中央常委擴大會議，并發了言。

斯諾在《紅色中國雜記》中說，蔣介石在西安被扣的消息傳到保安的那天晚上，保安舉行群眾慶祝大會，“毛澤東和其他一些人出席了大會，并講了話。會上通過一個決議——要求公審賣國賊蔣介石。”斯諾沒有提到周恩來。

共產國際派到紅軍任軍事顧問的李德，在《中國紀事》中不確定地提到了周恩來：“我也參加了這個集會，毛澤東首先在會上講話。在他之后，就我回憶有朱德和周恩來的講話。”不過李德已經記不清具體的日期，說集會的時間是“這一天或第二天晚上”。

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也說西安事變時周恩來在保安，卻又說周恩來于12月13日到了西安。

葉子龍回憶把事變的首日電只交給了毛澤東，并不像通常那樣，同時通知周恩來。

不管是陳立夫還是斯諾等人，單憑記憶在回憶數十年前的某個具體日子和具體人的活動時難免差錯。

從現有史料看，既不能證明周恩來就在保安，也不能證明周恩來就在西安。看來，要證明西安事變當天周恩來的活動內容，僅僅依靠電報的署名或個人的回憶是不夠的，還需要進一步發掘具體的歷史記載，才能最終破解這一謎團。

盡管西安事變還存在不少謎團，但作為歷史的轉折點又很簡單，有些結論應該是可以取得共識的：蔣介石逆勢而動堅持內戰，只能是自作自受自取其辱；紅軍正當防衛順勢而為，既是為了停止內戰共同抗戰，也是為了爭取生存和發展；共產黨最終禮送蔣介石并尊其為領袖，與蔣介石的誓滅紅軍形成鮮明對比；西安事變雖然對國共兩黨都是機遇，但對中華民族更是難得的幸運；西安事變作為秘密戰線的杰作，注定眾多出生入死的歷史功臣只能做默默無聞的幕后英雄。

“我不認為少帥在中國還能挽救自己，但少帥發動的壯舉必將挽救中國。”歷史已經驗證了張學良的私人飛行員、美國人雷納德1943年在紐約出版的回憶錄中所做出的預言。

（作者為南京政治學院上海分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