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有資料顯示保安當天召開了重要會議。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毛澤東大系》說：“中共中央立即在毛澤東住處進行了研究討論。毛澤東說：‘這件事，我們應該站在后面，讓張、楊去打頭陣。’后來，張聞天、秦邦憲、王稼祥等人提議，給共產國際去電。于是，毛澤東親自起草電文發往莫斯科，報告西安事變的真相，指出這一事件是根據張學良、楊虎城和共產黨‘三位一體’達成抗日反蔣的協議而發生的，請國際從速指示。同時，毛澤東還親自起草了給張、楊兩將軍的文電，對他們進行贊揚。”但該書沒有提到周恩來。

另據中共黨史出版社的《中國共產黨創業三十年》記載：“12月12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西安事變。”還說會議“決定由中革軍委將蔣被扣一事通知各軍團，令各軍團加緊準備，待命行動。”

《文獻和研究》1986年第6期刊登了發報日期為1936年12月12日的《軍委主席團電》，內容共兩條：通報西安事變的詳情；令各部準備待命。

再據《西安事變新探》一書認為：保安接到張學良的文寅電，“他們立刻就作出了反應，一面于中午12時將張學良的來電照轉共產國際書記處，一面迅速提出應當把蔣介石與南京政府的其他重要領導人區別對待。”

再據《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一書的記載：“12日晚24時，中共中央致電共產國際書記處，報告了對事變的緊急處置意見。”電報的名稱是“中共中央關于西安事變中我方步驟問題致共產國際書記處電（1936年12月12日）”。

那么12月12日這天，保安究竟是沒有開會，還是開了會至今沒有公布相關資料？尚不得而知。

五，西安事變當天，周恩來究竟在哪里

陳立夫說事變當天周恩來在西安，暗指這一事變是周恩來直接指揮的。陳立夫晚年的回憶錄《成敗之鑒》中說：“與中共交涉時，我方代表是我和張沖，中共派代表是周恩來，這項談判，必須有第三國際的代表參加，那就是潘漢年。”“后來，周、潘二人由我們招待至南京居住，由我直接和他們談判，使他們更為放心。經多次磋商，宣言及條件的文字都已大體談妥，周恩來就想回延安復命，我命張沖陪他去西安，順便往見張學良，由周口中說出，我們雙方共同抗日，大致已有協議，以免張學良再唱抗日高調，藉以保存實力。潘則留在京滬續洽，不料事隔幾天，西安事變忽起，當時張沖、周恩來都在西安，外人罕知其原因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