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要在“新四化”之后增加“綠色化”

提高國民經濟“綠色化”程度

上溯兩個世紀，幾乎與現代化相伴隨，生態惡化開始挑戰人類文明，甚至成為越發展越嚴重的文明病癥。

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人與自然關系日益緊張——或先或后，每個走上現代之路的國家和地區，都遇到了生態之檻。

能否走出生態困境，成為如何評估現代文明的關鍵性問題。如何解決這種困境，成為人類歷史發展理論的重要依據，生態倫理，隨之成為現代性批判的重要維度。

從大的方面來說，對現代社會生態危機的解釋，大致形成了兩個方向：一種認為，危機是由技術化、工業化、城市化等一般性原因引起的，與制度無關；另一種則認為，危機是生產關系和生產方式（尤其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或體制）的產物，源自制度性缺陷而非文明發展的胎記。很明顯，第一種解釋為現代文明打上了“原罪”的烙印，使生態困境成為無解的問題。第二種解釋卻有著和科學發展、現代文明、歷史進步一致的方向，為危機的解決提供了積極的思考方向。

馬克思主義為第二種解釋提供了有力的支撐。

馬克思主義擺脫了之前哲學對人與自然關系抽象空洞的理解，區分了自在自為的自然界與“人化的自然”，以社會實踐為基礎建立了人與自然的關系理論，使人與自然的關系，成為人及其社會發展的基礎性關系，實現了自然、社會與人的真正統一。通過實踐理論，“人與自然的關系”和“人與人的關系”被科學地揭示出來，前者體現為生產力，后者則集中體現為生產關系。馬克思要尋求的是這兩種關系的雙重協調與和解。前者的和解是以后者的和解為前提的，即，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解，要內置于人的社會關系的和解中，生態的和諧要通過生產關系、生產方式的革新而完成。

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發出警告：“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p>

這一警告并非泛泛而談，而是有針對性的。《資本論》中馬克思這段話為恩格斯的警告補充了批判對象：“資本主義生產使它匯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來越占優勢，這樣一來，它一方面聚集著社會的歷史動力，另一方面又破壞著人和土地之間的物質變換，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費掉的土地的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從而破壞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條件?！币簿褪钦f，“對自然界的勝利”，是逐利性生產關系的涸澤而漁；自然界的報復，則是掠奪性生產方式帶來的惡果。

這些至理名言，為今天我們理解“綠色化”提供了基本視域，為今天的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深刻啟示。

以“人與人關系”求解“人與自然關系”的理論提醒我們，必須改變那種濫觴于傳統工業社會的，大量生產、大量消耗、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經濟增長方式、生產方式和消費模式。

它同時啟發我們，中國本應該更有能力發揮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優勢，通過優化國土空間開發格局、推動技術創新和結構調整、促進資源節約循環高效使用、健全生態文明制度體系，緩解甚至消除人與自然之間的緊張和裂隙。

轉變生產方式首當其沖。這是“綠色化”的題中應有之義。

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GDP能耗雖然一直處于下降趨勢，但有數據顯示，2012年我國單位GDP能耗仍然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甚至高于同為發展中國家的巴西、墨西哥。對于最能體現“人與自然關系”的農業生產，有專家指出，中國不到世界10%的耕地，耗掉了全球化肥總量的三分之一。這種高能耗、低能效，高污染、低環保的生產方式，決定了之后整個消費、交換、分配等鏈條的走向，迫切需要徹底扭轉。

構建科技含量高、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的產業結構和生產方式，大幅提高國民經濟“綠色化”程度、形成經濟社會發展新的增長點，已成“綠色化”的第一要務。生產不僅是個經濟學概念，而且也是一個哲學范疇，人類全部生存活動都可以理解為生產的過程和結果。它既包括物質資料的生產、精神生產、社會關系的生產，也包含人類自身的再生產，后者是前三者的建構者和消費者。合理推演這個邏輯，生產方式的轉變，天然內含著人自身生活方式和消費模式的調整。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的“綠色化”，在時間上是同時的，在邏輯上則互為條件。

從一些現代化國家的成功經驗看，“綠色化”的實現固然是由立法、制度建設、政策引導、懲罰機制設計等國家治理措施主導的，但也同樣深深得益于社會的環保啟蒙和民眾環保意識的覺醒，與集體性的低碳生活、綠色消費、循環利用習慣密不可分。

一個環境友好型社會，必然會有習慣垃圾分類、自覺節約水電、選擇可回收包裝的普通市民，這幾乎成為生態文明所特有的生活方式體現。

實際上，按照人類自身再生產的理論，生活方式的“綠色化”有著更寬闊的內涵。它不僅意味著綠色的、低碳的生活，而且也意味著簡單的、講求明規則的人際關系和社會關系；不僅意味著勤儉節約的個人生活，而且也指向滌濁揚清的政治生態。多一分風清氣正，少一些庸懶散奢；多一分廉潔自律，少一些奢靡追求，這不僅是黨風廉政建設的要求，而且也是“綠色化”向價值共識層面延伸的合理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