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共贏

三、從宏觀調控的角度看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共贏

政府通過國有企業對宏觀經濟進行干預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出現因自然壟斷、外部性和公共物品所導致的市場失靈時，政府通過建立國有企業，直接向社會提供產品和服務；二是作為政策性工具進行宏觀調控的功能。當出現經濟危機時，政府通過增加財政支出資助國有企業，使經濟較快走出困境。因為國有企業的資產屬于國家所有，政府代表全民對資產行使權利，這與政府通過財政支出扶持國有企業，從財產歸屬上，具有邏輯上的一致性。另外，國有企業的高級管理人員由各級政府任命，對其的評價指標往往多元化（除了利潤指標外，社會公共利益指標和政府政策目標也被納入到對企業經理人的考核中），國家的宏觀調控意圖通過政府的行政手段能夠迅速落實，保證了宏觀調控的有效性。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政府出臺的4萬億元財政刺激措施能夠順利實施，并迅速產生效果，正是因為這些投資更多地用于重大基礎設施的建設，而國有企業在這些領域的控制力和主導作用得到顯著發揮。國有企業的存在，使政府的投資擁有鮮明的微觀主體，保證了宏觀調控意圖的迅速貫徹和投資計劃的順利實施。其實，2008年金融危機，使得英美“國有企業”的數目也在增長。2008年9月起，美國政府先后以各種形式向房利美和房地美、美國國際集團、花旗集團等大型金融企業注資，并有權干預這些注資金融機構的經營和利潤分配。通用汽車公司經過重組，60％的股份由美國聯邦政府持有。2008年10月和2009年1月，英國政府對大型金融機構分別實施兩輪注資救助方案，政府也成為了諾森羅克銀行、布拉德福德—賓利銀行、蘇格蘭皇家銀行等大型金融機構的最大股東。歐洲多國政府已在50個最大公司中的一半擁有直接控股權，許多人熟悉的公司，如雷諾汽車公司、英國石油公司、瑞典鋼鐵公司，政府都是惟一或最大的持股者。美英許多媒體感慨，沒想到最后是“國企化”拯救了經濟。

我國出臺的十大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使得國有企業在穩定宏觀經濟、調整經濟結構、保障社會公平、維護經濟安全、推動自主創新以及實現科學發展中都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與此同時，民營經濟也依托國有經濟，在這些領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表現出良好的競爭力。從根本上說，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發展并不沖突，而是相互競爭、相互合作、相互融合的過程。大多數國有企業是行業的骨干，但無論企業規模有多大，也只能處于產業鏈中一個或幾個關鍵環節中，其他環節需要有中小企業為其提供生產配套服務。做專做強是目前國外大型企業發展的趨勢，國有企業也必須順應這一趨勢。因此，國有企業的壯大就會帶動產業鏈上下游及相關產業大量民營企業的發展。大慶油田每年為全社會提供300億元的市場采購額，圍繞油田鉆采、井下工具等配套產業為地方民營企業的發展創造了得天獨厚的條件；中國移動經營的是基礎電信業務，與之密切相關的下游電信增值業務，多是由民營企業提供。在中國目前穩增長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通過融資平臺進行投資的行為受到限制，這也為民間資本擴張提供了空間和機會。

四、從“國民共進”看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共贏

中央對國有經濟的功能定位是明確的，就是要控制國民經濟命脈，發揮國有經濟對國民經濟的主導作用。對于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的進退，既不能逢“國”必反，也不能遇“私”就惡，而應該堅持“三個有利于”標準，保證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實現共同富裕。國有經濟具有發展特殊產業和保障國家安全的功能，應當在發展戰略性產業和支持高技術產業的成長中發揮重要作用。世界各國普遍建立了一批國有企業作為這些產業的先導，這些國有企業的發展水平不僅體現了國家戰略產業的國際競爭力，而且體現了國家長遠的、根本的發展目標。

企業的天職是做強做大，國有企業謀求做強做大也是天經地義的事，無可厚非。但中國的現實卻出現了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和國有資本投資主體的一個很大“反差”：一方面，處于一般制造業的國有企業制定宏大計劃，力求把企業做大做強；另一方面，一些戰略新興產業需要大量國有資本投資，卻缺乏足夠的資金。這就涉及如何理解“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以及如何為國有經濟定位。到目前為止，中國主要依靠全面工業化來實現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尤其是最近10多年，鋼鐵、汽車、裝備制造等重化工業發展較快，國有資本在這些領域的比重也較大，為保證國家戰略目標的實現，國有資本大舉進入重大基礎設施、基礎原材料、能源開發、重要服務業、重要制造業等領域，有助于促進工業化目標的實現。但目前我國第二產業的比重已達到48.6%，而經濟的增長更多地依靠城市化，依靠產業結構、經濟結構的調整，依靠科技進步和創新來實現。在未來較長一個時期，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瓶頸在變化，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領域肯定也在轉變。依據國有經濟功能定位和布局，國有企業必須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例如，在戰略性新興產業和關鍵技術領域，戰略性不可再生資源領域，以及所有針對弱勢群體的保障性服務和產品供給方面，就應該多“進”少“退”；而在所有非公有制企業可以做得很好或已經比較成熟的領域則應多“退”少“進”。

目前制約國家競爭力的重要因素，是科技投入不足、技術進步緩慢、科技創新能力不強，企業競爭力較弱；資源約束、生態環境壓力成為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最大威脅；此外，制約社會穩定、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人們共享發展成果的關鍵因素已轉向醫療保障、養老保障、住房保障、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等社會產品上來。國有資本要在這些方面發揮優勢和潛力。如果大量國有資本投資于一般制造業，不利于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的調整，也會形成對非公資本的擠壓。我國國有資本通過國有企業轉化經營機制、完善法人治理結構等舉措，積累了寶貴資源，為我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國家可考慮把滯留于一般產業的部分國有資本轉到社保和公益性基金，如養老基金、醫療保險基金、扶貧基金、教育基金、科技開發基金等，補充這些領域的投入不足。這樣的調整，可以使國有資本回歸全民所有、全民共享的本性；使其在基礎科學研究、重大科技專項、中小企業融資、新興產業發展、重要基礎設施，以及社會保障等方面充分發揮作用。

由于歷史和現實等諸多因素的影響，我國民營經濟發展總體上還處在比較低的水平。民營企業總體上自主創新能力較低，競爭力不強，惡性競爭嚴重。從民營企業內部看，要強化科學管理，逐步改變家長式管理方式；要逐步建立科學的薪酬體系，鼓勵員工進行人力資本積累；要鼓勵民營企業家進行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以開放的心態經營企業，逐漸實現資本的社會化，促進企業擴大規模，提高競爭力。

政府的責任是要創造使各種所有制企業協調發展、平等競爭、互相促進的外部環境。要重點建設公平準入制度，切實保障一切市場主體的平等法律地位和發展權利。在鐵路、市政、能源、電信、金融、衛生、教育等領域盡快推出一批引導民間資本參與的重點項目，發揮示范帶動效應。發展各類生產要素市場，規范發展行業協會和市場中介組織，健全社會信用體系。深入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進一步清理、取消和調整行政審批事項，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加強對民間資本和民營企業的引導，鼓勵國有資本、民營資本和外資更多地相互參股，發展以股份制為主要形式的混合所有制經濟組織，促進民營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二者唇齒相依。國有經濟發展壯大了，就能為民營經濟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務。民營經濟獲得健康發展，會進一步形成良好的、平等的競爭氛圍，促使國有經濟轉變發展理念，增強發展活力。總之，只有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共同發展，才能進一步增強我國的綜合國力，打破“中等收入國家陷阱”的魔咒，早日實現趕超戰略。（周明生 作者：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