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中國經濟發展前景

　　 嘉 賓：

賈 康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

孫學工 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副所長

房 寧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

周孝正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遲福林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

主持人：向繼貴 《時事報告》副主編

10月18日，國家統計局公布了2012年前三季度經濟數據，其中，國內生產總值353480億元，同比增長7.7%，經濟增速趨穩并繼續出現積極變化。但是，受西方國家經濟持續低迷，國內企業經營困難等諸多不穩定、不確定因素的影響，我國經濟下行壓力還不小。中國經濟是否就此告別高增長？經濟發展前景怎樣？針對這些問題，本期邀請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的權威專家，從不同的角度予以解答。

可以大有作為的戰略機遇期

主持人：今年中國經濟增速呈現出逐季回落的態勢，引起人們的熱議甚至擔憂。從中長期看，中國的經濟發展前景怎樣？

賈康：人們對經濟回落表現出的關注甚至擔心，是因為我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壓力大，改革攻堅尚未完成，面臨著諸多困難和矛盾，包括某些長期不確定性的問題。我們通過宏觀調控等措施，短期內避免較大問題發生，維護經濟的總體穩定，同時堅持改革創新，積極穩妥處理好各種矛盾，大力調動一切積極因素與后來居上的潛力，我國完全能夠對沖和抑制那些導致經濟下行的因素，再爭取20年左右的“黃金發展”高速增長期（年均速度適當走低，如回落到年均7.5%左右，屬于必要的、正常的漸變，仍屬于“又好又快”發展），中國仍處在可以大有作為的戰略機遇期。

房寧：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的推動下已經高速增長30多年。一個擁有十幾億人口、經濟規模已達世界最前列的大國經濟長期持續高速增長，這是世所罕見的。也因如此，中國經濟這部高速火車能否繼續飛馳成為了廣受關注的問題。在工業化、城市化快速發展中，中國找準發展模式，高、中、低端產業并行并舉，完全有可能為中國帶來新一輪快速長期增長。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已經出現新的增長極現象，在我看來，中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正在出現繼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快速發展的“第二波”。

遲福林：未來10年，盡管國際市場仍有可能繼續動蕩與萎縮，盡管國內市場仍存在著某些不確定性因素，但我國仍處于經濟增長的上升通道。為什么？就在于我國巨大的消費潛力蘊藏著新的經濟增長點。只要巨大的潛在消費需求能夠不斷釋放，未來10年我國就有可能在實現由投資生產大國轉型為消費大國的過程中，保持8%左右的經濟增長。

孫學工：根據我們對高增長經濟體減速的國際經驗研究，決定經濟減速的主要因素是人均收入水平和與領先國家的發展差距。大體上一個國家人均收入達到11000國際元（購買力評價指標），或達到領先國家收入水平的40%時，高經濟增長就會出現明顯減速。以這兩項指標來衡量，中國都還未到經濟出現明顯減速的時候。中國目前人均收入水平在7000國際元左右，只相當于美國的22%。日本和韓國的發展歷程也說明了這一點，中國當前的發展水平大體相當于20世紀70年代初的日本和80年代末的韓國，日韓在從這一發展水平到進入高收入階段，一直都保持了較高的經濟增長率，這一期間經濟增長率分別達到了9.8%和8.3%。根據我們測算，“十二五”期間我國經濟增長潛力都在8%以上，2020年前增長潛力都在7%以上。7%—8%的增長在世界范圍來看屬于較高的增長。因此，未來一段時間仍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機遇期，是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時期。

支撐中國經濟上行的力量

主持人：根據各位專家的研判，中國仍處在可以大有作為的戰略機遇期。那么，支撐中國經濟發展的機遇和機會是什么？

遲福林：消費需求釋放能不能支撐未來10年8%左右的增長？我的判斷是肯定的。首先，我國開始進入消費釋放的歷史新階段。國際經驗表明，在人均GDP4000美元之后，消費需求將開始全面釋放。我國人均GDP達到5000美元的水平，開始進入消費主導引領經濟增長的新階段。其次，未來10年我國消費率有相當大的提升空間。與歷史相比，我國的消費率還有15

20個百分點的提升空間。改革開放之初，我國的最終消費率為62%左右，居民消費率50%左右。現在，最終消費率只有47.4%，居民消費率只有33.8%，降到改革開放以來的最低點。此外，與同等發展水平國家、尤其是與金磚國家相比，消費率相差近20個百分點，與發達國家相比，消費率相差30個百分點左右。再次，未來10年我國消費需求將呈現快速增長的趨勢。在我看來，一個近14億人口的大國由生存型階段邁向發展型新階段，將迎來消費的黃金時期。有研究表明，按照年均實際消費需求增長10%左右，我國的潛在居民消費需求到2020年有可能達到45萬億—50萬億元。我國在不遠的將來會從世界工廠變為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對世界經濟增長和世界經濟再平衡作出巨大貢獻。

我國拉動消費需求的主要條件何在？首先，城鎮化是支撐消費釋放的最大潛力所在。我國的城鎮化率從2001年的37.66%提高到2011年的51.37%，年均提高1.37個百分點。預計城鎮化率在未來10年至少還有10個百分點的提升空間。其次，服務業的發展有巨大空間。2010年，我國服務業比重只有43%，遠低于世界70%的平均水平。未來10年，政策調整與體制改革到位，服務業有可能提高10—15個百分點。再次，改善城鄉居民消費預期有很大的空間。實現了消費主導的國家，大都有比較好的社會福利制度安排。例如澳大利亞的藍領工人發周工資，一到周末餐館等消費場所大都很滿。安全而有保障的社會福利使他們可以放心實行當期消費，既能增加消費傾向，又能提高消費能力。如果我國能夠在2020年基本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政策目標，將明顯改善居民消費預期，提高消費率。

依據我國當前的實際情況初步測算：如果潛在的居民消費釋放程度在80%以上，能支持未來10年8%—9%的經濟增長；如果潛在的居民消費釋放程度達到70%，能支持未來7%—8%的經濟增長。收入分配改革、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城鎮化如果有一定的突破，未來10年年均增長速度達到8%是完全有可能的。

賈康：城鎮化率的繼續上升，必然會帶動人力資本、土地資源資本化等諸多潛力的進一步釋放。特別是人力資本潛力的釋放，對于經濟的繼續上行是非常重要的力量。除此以外，還有三個方面的因素支撐中國經濟上行。

一是走創新型國家之路帶來的機遇。作為國家的大政方針，走創新型國家道路必將具體落實到一系列的運行機制和重大項目中，從而使新興產業發展帶有明顯的高科技化、技術密集等特征，并促進傳統產業實現必要的升級換代。其中，勞動對象、勞動工具和勞動者等三大生產力要素與科技之間，并非表現為簡單的并列、加總關系，而是在某種程度上體現為乘數關系，生產力將進一步得到解放。這種后發優勢，是一個能夠對沖下行因素的重要力量，也是維護和支撐我國經濟、社會良性發展的重要希望之所在。

二是中國現實生活里的政治周期因素。黨的十八大即將勝利召開，為全面優化中國的中長期發展創造穩定的政治環境，其正面效應將會維護發展局面和支持新一輪改革創新。

三是在“頂層設計”下，上下互動取得配套改革的紅利。僅就新一輪資源稅改革而論，其效應絕不能僅從財稅視角來考慮，而需要將其上升到整個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高度來認識。資源稅改革雖只是諸多改革任務中的一項，但它具有多重的正面效應，同時，它還將引發行政體制、社會管理體制等配套改革。諸如此類的這種配套改革的紅利，將在未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大量出現，并在促進改革方面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孫學工：一是城鎮化的機會。我國雖然經歷了多輪的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但無論是從絕對規模還是相對規模來看，與發達國家均還有不小的差距，基礎設施建設還有較大的增長空間。我國每100平方公里的鐵路里程約為0.7公里，公路40公里，這兩項美國是2.3公里和70公里，韓國是3.4公里和110公里，西歐國家更高。中國鐵路總里程仍比美國100年前的水平還要低。在地鐵、下水道等基建設施方面，我們的差距更大。

二是地區均衡發展的機會。我國東部地區已經陸續進入了高收入發展階段，經濟增長開始減速。但廣大的中西部地區則剛剛進入中低或中高收入發展階段，仍處于高增長階段。國家從10年前開始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后來又實施了“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和“中部崛起”等地區發展戰略，為落后地區加快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目前中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速已經明顯高于東部地區，且發展勢頭強勁，這對全國經濟整體保持平穩較快增長具有重要意義。

三是結構升級的機會。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國消費結構進一步升級，住、行、信息、文化消費興起，消費結構升級必然帶動產業結構和技術的升級。結構升級將為經濟增長開拓更為廣闊的空間。從另一方面看，勞動力素質的提高和創新能力的增強，也使得結構升級有著堅實的基礎。目前中國年度普通本專科畢業生在570萬人以上，是本世紀初的5倍，近年來中國研發投入增長率在20%左右，2010年研發投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1.76%。在絕對額上已經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

矛盾凸顯需切實解決

主持人：戰略機遇期也是矛盾凸顯期，這期間，有哪些矛盾需引起我們重視？

賈康：在“歷史的新起點”上，導致潛在增長率降低、經濟增長下行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幾點：

一是人力資本制約。人口紅利將面臨向下的收斂趨勢，我國社會也將進入所謂“未富先老”的狀態，原來這方面支撐發展的力量將變成人口老齡化的向下拖拽的力量。與此同時，低成本勞動力的相對優勢將逐步消失。

二是資源環境制約。資源和環境這兩塊短板，是伴隨中國工業化和現代化整個過程的硬約束。特別是大宗原材料與能源定價力量的缺失，導致中國在資源博弈的國際市場中處于極為不利的局面。大宗物品、基礎產品價格上升，給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帶來很大壓力。同時環境問題迅速上升，一些地方生態環境承載能力已近極限。

三是經濟問題“政治化”。從生產力物質層面上升到人際關系、生產關系層面的一些制約因素凸顯。例如，分配關系、財產關系以及所帶來的人際關系、社會問題的矛盾壓力。這種制約往往把我們處理經濟問題的可能邊界與彈性空間大大壓縮了，面臨的風險和壓力增大。行政、政治體系中某些因素與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不適應程度明顯上升。諸如此類的各種因素的交互影響、綜合作用，將會給我國經濟社會運行帶來很大壓力和制約，比如“潛在增長率”下降、“幸福感挑戰”升級、社會矛盾繼續凸顯等。

周孝正：關于社會矛盾問題，當前有兩個問題需要引起重視。一是民企稅負過重。全國工商聯統計數據顯示，2011年，民營企業500強營業收入總額為93072.37億元，同比增長33.25%，與此同時，納稅總額也高達4094.34億元，同比增長49.49%，稅收增速遠超過營業收入增速。民企稅負過重已是業界和學界的共識。稅費過高、生產經營成本劇增、融資難問題仍未有效緩解。當前，國內中小企業提供了近80%的城鎮就業崗位，納稅額占國家稅收總額的一半左右，但自身面臨的生存和發展的問題，形勢十分嚴峻，導致“企業沒有創業動力，人人都想著投機”。

二是誠信缺失、道德失范現象在一些領域還比較突出。市場經濟的實質是法治經濟和誠信經濟，否則，流通環節過多，交易成本過大，對經濟發展必然帶來影響。小到一個個體，大到一個國家，都應重視誠信、道德問題。最近美國QE3的舉措，日子不好過了就狂印美鈔，其本質是國家主權信用（政務誠信）的喪失。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弗里德曼所言：“通貨膨脹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情況下都是一個貨幣現象。”如果廣大老百姓連錢都不能相信了，還能信什么？美國國家失信的做法很愚蠢，我們應引以為戒。

房寧：世界性的經濟波動對中國的影響顯而易見。現在可以預見，中國經濟至少在未來三五年將持續面臨不好的外部環境，中國經濟將面臨更大的來自外部市場的壓力。這種壓力還會帶來更多的貿易、技術和知識產權方面的摩擦，甚至是政治上的糾紛。這對于長期得益于外向型經濟快速發展，世界市場份額逐步增大的中國經濟來說，無疑是一個限制和打擊。

實際上許多國家，其中也包括歐洲以及日本等發達經濟體，都曾遭遇過經濟全球化以及產業資本轉移帶來的“利好”和“利空”。經濟全球化、產業資本轉移好像一片彩云，它飄到哪里，哪里萬物生長、一片繁榮。但當這片“彩云”飄過，帶走了資本和市場，哪里便是一派蕭條，甚至變成一片“焦土”。日本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長期經濟不景氣就和這種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產業資本轉移以及帶來的相關效應有關。在產業資本移出、國內競爭力下降、國內市場萎縮的情況下，傳統的反危機措施和調整手段作用都是有限的，長期看更是不可持續的和無效的。因此，過去的日本和現在的歐洲面臨的問題是嚴重的、長期的，其基本原因就在于，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這些經濟體已經逐漸喪失了競爭力，產業資本的移出成為長期趨勢，產業空心化難以扭轉。

對于中國來說，如何避免西方經濟體的這種命運就成為決定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關鍵。從短期看，中國經濟目前遇到的問題主要是外部環境改變帶來的。從長期看，中國經濟如果不能在外部環境長期變化條件下找到一種新模式，別人的危機遲早會成為自己的危機，短期的問題就會變成長期的麻煩。

孫學工：一是社會矛盾突出，已經到了必須著手處理的程度。首先是收入財富分配不均。城鄉、行業和地區間收入差距不斷擴大。除收入分配不均外，分配不公更是呈加劇發展的趨勢，盡管缺乏具體統計數據，但人們普遍認為財富向少數人集中的步伐大大加快了。其次是社會事業發展不足，公共服務水平較低。總體來看，相對于經濟發展，中國在教育、醫療、社保等社會領域的發展還比較滯后，人民能夠享有的公共服務數量有限、質量不高，且有限的公共服務又分布不均，城鄉間和地區間社會成員享有的公共服務差距很大，這直接導致社會成員享有發展成果的不均等和未來發展機會的不平等。收入差距大和公共服務不足的問題如果處理不好會導致社會矛盾激化，使經濟發展喪失必要的前提和基礎，經濟增長有可能因此而停滯，拉美等國的殷鑒不遠。

二是資源環境與經濟發展的矛盾激化。由于中國所處的發展階段和一些現存的體制機制問題，和很多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經濟增長的資源使用強度較高。2008年中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美國的2.5倍、日本的7.6倍、歐盟的4.5倍、巴西的2.6倍，甚至也高于印度等發展中國家。2009年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份額為8.5%左右，而中國消耗的鋼材占全球的46%，煤炭占45%，水泥占48%，油氣占10%。近10年，我國礦產資源對外依存度不斷提高，石油、鐵礦石、鋁土礦、銅、鉀鹽等大宗礦產對外依存度均超過了50%，如果現行資源利用方式沒有重大轉變，礦產資源對外依存度進一步上升，今后我國主要礦產資源供需矛盾將更加突出，資源短缺從部分礦種向全面短缺演變，對經濟增長的制約將明顯上升。

環境問題也日益成為制約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發達國家200多年工業化進程中分階段出現的環境問題，在我國現階段集中凸顯。環境問題對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同樣構成嚴重挑戰。此外，中國未來還將面臨氣候變暖這一全球環境問題，中國高碳的能源結構使中國的發展處境極為不利，如果中國經濟不能在低碳化方面取得積極進展，經濟的增長空間將進一步被壓縮。

三是經濟總量位次與人均水平偏低帶來的全球經濟大國責任與權利的矛盾。一方面，雖然我國人均收入剛剛達到中上等水平，但從經濟規模上看，中國目前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外部世界特別是發達國家，對中國在二氧化碳減排、全球再平衡、知識產權保護、國際安全和發展援助等方面都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但這些要求與中國國內發展需要是存在矛盾的。另一方面，中國作為國際體系的后來者，在國際體系中還未獲得與經濟實力相當的權利，這突出地表現在中國在國際經濟機構中的投票權重較低、在國際經濟決策中的話語權不夠、在國際貨幣體系中屬于邊緣從屬地位等方面。如何在爭取自身權利的同時，把沖突控制到最小以維護和平發展的國際環境，是中國在未來10年中必須把握好的重大問題。

改革在克難攻堅中不斷前行

主持人：我們應采取哪些積極有效的措施，確保中國經濟在未來較長時間內科學、穩定發展？

房寧：中國能否在經濟全球化大背景下，在資本轉移的規律面前，走出一條新路，找到取代“升級退出”機制的新模式呢？（“升級退出”機制即當以制造業為代表的工業產業發展到一定程度，原有比較優勢逐步消失的情況下，一方面經過努力產業得到升級，另一方面原有的加工制造業便要退出，向其他“資本洼地”轉移。）實際上，近年來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中部崛起”和“西部大開發”已經部分地給出了答案。中國廣袤的地域、超大規模的經濟體量、經濟自身存在的差異性，給中國帶來了一種不同于其他國家的機會，這就是中國有可能走出一條“升級而不退出”的獨特道路，即東南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和中心城市，在技術進步的基礎上逐步實現產業升級，而廣大內地即中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承接東南沿海地區逐步退出的加工制造業，在全中國范圍內形成高、中、低端產業并行并舉的大格局，并以此保證中國經濟超長期的持續性的高速增長。

賈康：我們應抓住中國新一輪的發展機遇，做到三個正視：

正視社會矛盾，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克服既得利益阻礙，在“頂層規劃”下實質性地推進全面配套改革，促進生產力的進一步解放、全要素生產率水平的提高和維護社會的穩定，提升執政黨的公信力和提高人民群眾的幸福感。

正視資源、環境和國際競爭的制約，堅定不移地加快發展方式轉變，推進經濟結構調整、節能降耗，逐步淘汰落后產能，實現實體經濟的升級換代和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中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使增長質量、經濟效益和百姓實惠、民生改善相得益彰。

正視社會建設與公民素質提升的歷史任務，優化社會管理、培育現代化所需的社區治理良性機制，發揮非政府組織、公益慈善團體、志愿者群體的作用。增進社會自治水平、內生穩定機制和和諧程度。

遲福林：當務之急是破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和失衡的收入分配結構，成為拉動消費需求的突出矛盾。面對經濟增長與轉型的現實需求，面對利益失衡的突出矛盾，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出臺不宜再往后拖。收入分配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收入分配領域的問題，涉及多方面深層次和結構性的體制矛盾，并不是一個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所能夠解決的。因此，與收入分配總體改革方案相配套，需要盡快出臺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方案。

以消費拉動投資，促進投資結構轉型。從短期看，消費增長是一個慢變量，投資對穩增長是至關重要的。從中長期看，投資要有效地轉化為消費，實現擴大消費與增加投資的動態平衡，才能形成內在的增長動力。由此，使其不至于在保短期增長的同時，給中長期的經濟增長制造障礙，積累更多的結構性矛盾，首先要盡快改變投資結構。有三點很重要：一是改變以重化工業和基礎設施為重點的投資結構；二是加大公益性項目的投資。比如，未來10年，估計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目標大概需要20萬億元的投資規模；三是加大消費供給能力的投資。例如，未來5年，我國文化產業增加值要由2.75%上升至5%是有條件的，預計需要4萬億元的投資。其次要優化投資來源，鼓勵支持社會資本進入公益性領域和壟斷行業。“新36條”的出臺表明，當前民營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既有“政策玻璃門”的阻礙，更有“利益玻璃門”的阻力。壟斷行業的利益不打破，即使有了好的政策，社會資本也難以真正進入。

加快推進城鎮化的轉型發展。城鎮化意味著大量的農村人口進入城市，意味著中等收入群體比重的提高，意味著現代服務業的快速發展，這將形成我國巨大的消費需求與市場空間。未來5

10年，以城鎮化為主要載體擴大內需、拉動消費、促進增長的作用凸顯。我國正處在城鎮化快速發展的重要時期，到2020年，如果我國的城鎮化率能達到60%，這將形成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可持續增長的重要依托。當前，推進城鎮化轉型發展的焦點是農民工市民化。農民工市民化，不僅有助于釋放2.3億農民工的消費需求，還能夠拉動相關的投資。目前農村外出從業勞動力1.5億人，如果其中的20%變成市民，其消費水平達到城市居民平均消費水平，以2009年消費水平計算，新增的城市消費規模能促進經濟增長率提高近1個百分點。另外，有研究表明，每轉移一個農民工，大概需要10萬元的投資。如果每年能有效地轉移1000萬農民工，由此帶來的年投資規模不低于1萬億元。為此，盡快在體制機制上作出安排，加快推進農民工市民化進程，是釋放消費需求、走向公平可持續增長提出的現實而迫切的需求。

周孝正：一是國際上“不折騰”。中國在處理國際關系上，堅持“和平、發展、合作”三大主題。堅持中美關系“十六字”方針、“中美關系是面向21世紀的、富有建設性的戰略伙伴關系”、“全面合作伙伴”、“反恐伙伴”等既定方針。到2020年建成環太平洋自由貿易區，爭取簽訂一個“亞太地區的申根條約”，做到各國居民免簽證自由來往。在國際社會中，牢固樹立中國是一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

二是國內“不折騰”。當前要進一步加強對房地產市場和股市的管理和引導。過多使用行政干預、股市維穩等短期行為，長期必然導致市場信號失靈，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背道而馳。現在的改革已到了深水區，各項改革要堅持市場取向，敢于清除體制性的障礙，建設有助于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房寧：中國有可能創造人類工業化、現代化歷史進程上的新奇跡，中國有可能超越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升級與退出”的產業資本運動規律，而創造出屬于中國的新模式、新道路。但是，不能忘記要做到這一切是有前提的，這就是中國統一的政治制度、團結有效的中央政權和由此帶來的穩定與連貫的經濟社會政策。這些是保障中國統一大市場的前提，是保證中國經濟持續性的前提。只要具備這一重要的政治前提和條件，統一的中國就會發揮出它自身所蘊含的巨大潛力，從而克服內外各種不利因素帶來的挑戰，在克服困難和解決問題當中不斷前行。即將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新一屆團結奮進的中央領導集體，將帶領億萬人民繼續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事業。對此，人們充滿期待，更充滿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