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中國經濟發展前景

矛盾凸顯需切實解決

主持人：戰略機遇期也是矛盾凸顯期，這期間，有哪些矛盾需引起我們重視？

賈康：在“歷史的新起點”上，導致潛在增長率降低、經濟增長下行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幾點：

一是人力資本制約。人口紅利將面臨向下的收斂趨勢，我國社會也將進入所謂“未富先老”的狀態，原來這方面支撐發展的力量將變成人口老齡化的向下拖拽的力量。與此同時，低成本勞動力的相對優勢將逐步消失。

二是資源環境制約。資源和環境這兩塊短板，是伴隨中國工業化和現代化整個過程的硬約束。特別是大宗原材料與能源定價力量的缺失，導致中國在資源博弈的國際市場中處于極為不利的局面。大宗物品、基礎產品價格上升，給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帶來很大壓力。同時環境問題迅速上升，一些地方生態環境承載能力已近極限。

三是經濟問題“政治化”。從生產力物質層面上升到人際關系、生產關系層面的一些制約因素凸顯。例如，分配關系、財產關系以及所帶來的人際關系、社會問題的矛盾壓力。這種制約往往把我們處理經濟問題的可能邊界與彈性空間大大壓縮了，面臨的風險和壓力增大。行政、政治體系中某些因素與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不適應程度明顯上升。諸如此類的各種因素的交互影響、綜合作用，將會給我國經濟社會運行帶來很大壓力和制約，比如“潛在增長率”下降、“幸福感挑戰”升級、社會矛盾繼續凸顯等。

周孝正：關于社會矛盾問題，當前有兩個問題需要引起重視。一是民企稅負過重。全國工商聯統計數據顯示，2011年，民營企業500強營業收入總額為93072.37億元，同比增長33.25%，與此同時，納稅總額也高達4094.34億元，同比增長49.49%，稅收增速遠超過營業收入增速。民企稅負過重已是業界和學界的共識。稅費過高、生產經營成本劇增、融資難問題仍未有效緩解。當前，國內中小企業提供了近80%的城鎮就業崗位，納稅額占國家稅收總額的一半左右，但自身面臨的生存和發展的問題，形勢十分嚴峻，導致“企業沒有創業動力，人人都想著投機”。

二是誠信缺失、道德失范現象在一些領域還比較突出。市場經濟的實質是法治經濟和誠信經濟，否則，流通環節過多，交易成本過大，對經濟發展必然帶來影響。小到一個個體，大到一個國家，都應重視誠信、道德問題。最近美國QE3的舉措，日子不好過了就狂印美鈔，其本質是國家主權信用（政務誠信）的喪失。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弗里德曼所言：“通貨膨脹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情況下都是一個貨幣現象。”如果廣大老百姓連錢都不能相信了，還能信什么？美國國家失信的做法很愚蠢，我們應引以為戒。

房寧：世界性的經濟波動對中國的影響顯而易見?，F在可以預見，中國經濟至少在未來三五年將持續面臨不好的外部環境，中國經濟將面臨更大的來自外部市場的壓力。這種壓力還會帶來更多的貿易、技術和知識產權方面的摩擦，甚至是政治上的糾紛。這對于長期得益于外向型經濟快速發展，世界市場份額逐步增大的中國經濟來說，無疑是一個限制和打擊。

實際上許多國家，其中也包括歐洲以及日本等發達經濟體，都曾遭遇過經濟全球化以及產業資本轉移帶來的“利好”和“利空”。經濟全球化、產業資本轉移好像一片彩云，它飄到哪里，哪里萬物生長、一片繁榮。但當這片“彩云”飄過，帶走了資本和市場，哪里便是一派蕭條，甚至變成一片“焦土”。日本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長期經濟不景氣就和這種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產業資本轉移以及帶來的相關效應有關。在產業資本移出、國內競爭力下降、國內市場萎縮的情況下，傳統的反危機措施和調整手段作用都是有限的，長期看更是不可持續的和無效的。因此，過去的日本和現在的歐洲面臨的問題是嚴重的、長期的，其基本原因就在于，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這些經濟體已經逐漸喪失了競爭力，產業資本的移出成為長期趨勢，產業空心化難以扭轉。

對于中國來說，如何避免西方經濟體的這種命運就成為決定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關鍵。從短期看，中國經濟目前遇到的問題主要是外部環境改變帶來的。從長期看，中國經濟如果不能在外部環境長期變化條件下找到一種新模式，別人的危機遲早會成為自己的危機，短期的問題就會變成長期的麻煩。

孫學工：一是社會矛盾突出，已經到了必須著手處理的程度。首先是收入財富分配不均。城鄉、行業和地區間收入差距不斷擴大。除收入分配不均外，分配不公更是呈加劇發展的趨勢，盡管缺乏具體統計數據，但人們普遍認為財富向少數人集中的步伐大大加快了。其次是社會事業發展不足，公共服務水平較低?？傮w來看，相對于經濟發展，中國在教育、醫療、社保等社會領域的發展還比較滯后，人民能夠享有的公共服務數量有限、質量不高，且有限的公共服務又分布不均，城鄉間和地區間社會成員享有的公共服務差距很大，這直接導致社會成員享有發展成果的不均等和未來發展機會的不平等。收入差距大和公共服務不足的問題如果處理不好會導致社會矛盾激化，使經濟發展喪失必要的前提和基礎，經濟增長有可能因此而停滯，拉美等國的殷鑒不遠。

二是資源環境與經濟發展的矛盾激化。由于中國所處的發展階段和一些現存的體制機制問題，和很多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經濟增長的資源使用強度較高。2008年中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美國的2.5倍、日本的7.6倍、歐盟的4.5倍、巴西的2.6倍，甚至也高于印度等發展中國家。2009年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份額為8.5%左右，而中國消耗的鋼材占全球的46%，煤炭占45%，水泥占48%，油氣占10%。近10年，我國礦產資源對外依存度不斷提高，石油、鐵礦石、鋁土礦、銅、鉀鹽等大宗礦產對外依存度均超過了50%，如果現行資源利用方式沒有重大轉變，礦產資源對外依存度進一步上升，今后我國主要礦產資源供需矛盾將更加突出，資源短缺從部分礦種向全面短缺演變，對經濟增長的制約將明顯上升。

環境問題也日益成為制約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發達國家200多年工業化進程中分階段出現的環境問題，在我國現階段集中凸顯。環境問題對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同樣構成嚴重挑戰。此外，中國未來還將面臨氣候變暖這一全球環境問題，中國高碳的能源結構使中國的發展處境極為不利，如果中國經濟不能在低碳化方面取得積極進展，經濟的增長空間將進一步被壓縮。

三是經濟總量位次與人均水平偏低帶來的全球經濟大國責任與權利的矛盾。一方面，雖然我國人均收入剛剛達到中上等水平，但從經濟規模上看，中國目前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外部世界特別是發達國家，對中國在二氧化碳減排、全球再平衡、知識產權保護、國際安全和發展援助等方面都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但這些要求與中國國內發展需要是存在矛盾的。另一方面，中國作為國際體系的后來者，在國際體系中還未獲得與經濟實力相當的權利，這突出地表現在中國在國際經濟機構中的投票權重較低、在國際經濟決策中的話語權不夠、在國際貨幣體系中屬于邊緣從屬地位等方面。如何在爭取自身權利的同時，把沖突控制到最小以維護和平發展的國際環境，是中國在未來10年中必須把握好的重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