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權泛濫導致公車腐敗　改革的核心在于破除特權

近年來，社會各界對公車制度改革的呼喚日趨強烈，一些地方也先后啟動了這項改革，從總體上來看，由于現在乘用車社會化服務不斷完善、家用轎車日益普及，全面推進這項改革的條件已大體具備。公車制度改革，不僅是黨風廉政建設的迫切需要，也是大力降低不合理的執政成本、取信于民的迫切需要。問題在于，對已經進行的多種模式的公車制度改革，盡管在公車使用的總費用上改革后比改革前降低了不少，但社會各界的質疑、批評乃至抨擊卻還是很多。原因何在？盡管有具體制度設計上的不完善、某些工作環節上的不協調、某些利益問題考慮上的不周全等原因，但根本的原因，則是由于在公車制度改革的指導思想上缺乏鮮明的破除特權的價值取向。若不清醒地認識這一點，大面積地推進公車制度改革必將陷入嚴重誤區，甚至會招致公眾更大的不滿和憤怒。

首先，從公車泛濫的原因上看，根本的原因就是特權泛濫。本來，對公車的配備及使用有非常嚴格的范圍。在絕大多數國家，一般只有內閣部長可以配備專車，但也僅限于執行公務。近一兩年德國、法國都曾有政府部長因公車私用，迫于社會輿論壓力而辭職。我國香港特區前特首董建華離任后的當日，便不再乘坐公車。我國1988年10月由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發布《中央國家機關汽車配備標準的規定》，對公務員配車標準規定為：正部級干部配專車，副部級干部不配專車但保證工作用車。1994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又聯合頒發《關于黨政機關汽車配備和使用管理的規定》，明確界定：“部長級和省長級干部按一人一輛配備專車，現職副部長級和副省級干部，保證工作用車和相對固定用車。”應當說，這些規定與許多國家公務用車的規定大體上是相當的。但直面現實，這些規定早已名不副實、名存實亡，現在就連許多街道辦負責人、正副鄉鎮長都早已配有專車。一個處長，昨天上下班還是自己騎自行車、擠公交車、開私家車、乘單位班車，而由于今天提拔為“副局級巡視員”，那么明天上下班就要專車接送，美其名曰“工作需要”，但其實質，就是享受特權。

今天，一個干部是否配有專車，已成為一種特權的身份象征。改革開放以來的一個很大的失誤，就是在政府收入不斷增加、辦公條件不斷改善的同時，沒有旗幟鮮明地在官員中進行反對特權的教育，也沒有著力從制度上去遏制特權的滋生泛濫，相反，在一些政策規定中還有意無意地放縱、維護特權（例如盡管不少地方財政還相當困難，但在各級財政預算中仍然對公車消費保有寬松的空間）。我國本來就是一個“官本位”根深蒂固的國度，今天“官本位”仍然隨處可見，而“官本位”最容易滋生特權。在“官本位”下，一事當前，必然首先考慮官員的利益，優先考慮讓官員如何舒服、如何便利、如何滿意，特權就應運而生了。現在在一部分黨員領導干部中，特權意識特權行為滋生蔓延，甚至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不僅堂而皇之地謀特權搞特權，而且為此炮制種種“名正言順”的理由，形成種種冠冕堂皇的政策制度架構，從而使得種種特權行徑制度化合法化。這一切，已經嚴重損害了社會主義公平正義的基本原則，嚴重損害了黨的形象，嚴重損害了黨群關系干群關系。在我國這樣一個人民生活還遠不富裕、人均GDP排在世界百名以外的發展中國家，官員的公車消費水平卻居世界前列，數倍甚至數十倍于發達國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特權泛濫。看不清這一點，所謂公車制度改革就可能就事論事、舍本逐末、事倍功半，甚至可能南轅北轍。

其次，從已有的公車制度改革模式屢屢招怨來看，根本的原因就是沒有去觸碰特權。從上世紀末開始，部分中央國家機關以及不少地方就開始了公車制度改革，10余年來“車改”浪潮一波接一波，但卻一直被公眾所詬病，社會認同度很低。其中一個共性的原因，就是許多“車改”模式，不僅沒有著力去“改”掉公車使用中的特權，相反，是在“車改”中用制度和政策的形式將公車使用中的特權合法化，其弊端集中體現在“車貼”（有的也稱“交通包干費”）的發放上。從各種“車改”模式看，以發放“車貼”取代官員專車是改革的主要措施，而“車貼”發放的主要依據就是官職，如杭州市的“車貼”根據公務員的級別分300元到2600元9檔，實行“車改”的國務院有關部門的司局級公務員月補貼最高額為1200元，珠三角地區的縣處級干部的月補貼額已達3500元，遼寧省遼陽市實行“車改”的兩區區級領導則每月補貼6600元，而該區一般公務員最低只有 100余元。可以說，這種“車貼”的發放模式，是一種很典型的“官本位”加特權的融合。

人們注意到，現在參加“車改”的范圍，都是黨和國家明確規定不應享有專車的公務員，即都是副部級以下的干部，但“車貼”的發放，對相當一部分官員來說，實質上是將本不應享有的“專車”待遇貨幣化、制度化、合法化了。換句話說，就是將特權合法化了。這就是目前一些“車改”模式的核心弊端，也是公眾對這些“車改”模式的主要質疑及抨擊之處。可以說，不下決心去觸碰特權以及因特權而獲得的既得利益，所謂“車改”就難以彰顯社會公平正義的原則以及得到社會公眾的認同和支持。

當然，也有一種有代表性的觀點認為，公車制度改革只要做到“省錢”就是硬道理，即改革后能節約下真金白銀就行。應當說，這種觀點只具有一種工具理性，遠不具有改革所需要的價值理性。公車制度改革不僅需要做到降低行政成本，使政府“廉價”，更要強調追求通過破除特權去推進政府“廉潔”。特權從本質上講就是一種腐敗。對一項改革價值的衡量，如果只算有限的經濟賬，不算涉及到人心向背的政治賬，那是得不償失的。因此，對于事關全局、牽涉到社會敏感神經的公車制度改革，無論是在改革的指導思想上，還是在具體制度及政策的設計上，都理應確立鮮明的破除特權的價值取向。例如，現在對許多司局級、縣處級甚至科級干部用公家專車接送上下班，這本身就是一種有悖公平正義的特權行為，在任何法制國家都是不可能的，也是社會公眾詬病很多的。但如果在“車改”中將這種行為轉化為制度化的貨幣補償，固然可能比改革前省下些錢，但卻嚴重偏離了改革的價值理性。這樣的所謂改革，也只能讓少數既得利益者滿意，而導致多數人積怨重重，毫無社會進步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