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加1995年北京世婦會

在大學期間，孫曉梅就讀到了《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消歧公約成為她日后從事研究的重要指引，“遇到什么事都會拿消歧公約做比較。”

孫曉梅告訴中國婦女報·中國女網記者，我國簽署消歧公約時，與婦女相關的立法還不健全。為履行簽署消歧公約的承諾，1992年4月3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婦女權益保障法。1990年2月22日國務院婦女兒童工作協調委員會正式成立，1993年8月4日，更名為國務院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

到婦干校工作之后，孫曉梅就通過與新華社合作，收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世界婦女大會的資料。在1995年北京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召開前，孫曉梅連續發表多篇文章，介紹什么是NGO，宣傳三次世婦會是怎么召開的，聯合國的方針政策是如何制定的。

孫曉梅記得，在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期間，中方組織了反對對婦女暴力NGO論壇，相較于成績，更多地談到了我國婦女事業面臨的一些問題。也正是在1995年北京世婦會之后，我國開始提出婦女的參政問題、就業問題、教育問題、婦女貧困問題等。“直面問題，中國婦女兒童發展綱要制定具體的考核指標，一點點地推進解決。”

我國的男女平等基本國策也是在1995年北京世婦會上提出的。“當時國際社會要求我們把性別意識納入決策主流，我們爭論是用‘社會性別’還是用‘性別意識’，用‘性別平等’還是‘男女平等’來回應。”孫曉梅說。

當時全國婦聯有關領導曾當面征求孫曉梅的意見，她不假思索地就建議采用“男女平等”。“我研究1949年之前的文獻就有男女平等的提法了。”孫曉梅說，改革開放特別是從1995年之后，更加凸顯我國提出男女平等基本國策是正確的。國外的“社會性別”概念目前還是模糊的概念，我們沒有盲目照搬，結合了中國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