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2015年全國婦聯、中國婚姻家庭研究會發布的《中國幸福婚姻家庭調查報告》顯示，目前我國平均結婚年齡為26歲。（資料圖片） 我們所提出的幫助大齡青年脫單的政策建議主要涉及婚姻制度自身的完善，男性婚姻當事人的進步，以及女性婚姻當事人的性別擔當與各級政府部門和社團組織的公共責任，歸結為一句話，就是構建一個重視、愛護和支持婚姻的社會大環境。 ■ 葉文振 2017年5月17日，在新聞發布會上介紹《中長期青年發展規劃（2016-2025年）》有關情況時，共青團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賀軍科表示，大齡未婚是我國青年迫切關注的重大問題，共青團將聯合社會青年組織幫助青年人找到合適伴侶。從此，大齡青年“脫單”成了我國中長期青年發展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成為學界給予更多學術關注的一個社會熱點。 待脫大齡青年的規模 自古以來，“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已成為我們中國人生命周期中的一個文化自覺與制度環節，按時進入這個環節不僅是當事人成家立業的成功符號，更是一個家庭家族發展壯大的集體榮耀。在這樣一種文化與制度捆綁在一起的婚姻偏好下，遲婚不婚都是很難被接受的生活現實。后來即使在“文革”期間極左政治對婚姻生態的沖擊，還是在計劃生育時代“一孩”政策對結婚年齡的推遲，結婚依然是我們人生的一個常態與追求。 可是誰也沒想到，時至不再提倡晚婚、擁有更多婚姻自由的今天，大齡未婚甚至終身不婚的人口居然越來越多了起來。根據《2017中國單身人口最新報告》，2013年我國25～59歲單身人口接近1億，為8600多萬，男性占62%，其中30～39歲大齡單身人口為1980多萬，男性占比提高到68.1%。2015年由全國婦聯發起的《中國幸福婚姻家庭調查報告》還顯示，目前我國平均結婚年齡為26歲，男性比女性高2.3歲，四分之三的男性在25～34歲之間結婚，超過九成的女性在30歲之前結婚。而更為突出的是，沿海大城市平均婚育年齡更晚，以上海為例，經過5年連續推遲以后，2014年上海市男女居民平均結婚登記年齡分別高達34.43歲和32歲，比法定結婚年齡分別推遲12.43歲和12歲。所有這些數據都意味著中國年輕人也已邁進了早已出現在日本、韓國和我國臺灣地區的晚婚模式，大齡未婚人口規模還會進一步擴大。從結構上來看，雖然大齡未婚人口主要呈男多女少的性別分布，但隨著時間推移女性占比穩步增加的態勢，大齡未嫁的“三高”女性明顯多于一般女性青年、大齡待婚的城市女性顯著超過農村女性，以及非志愿遲婚向志愿不婚轉移等性別內外部的結構特征及其未來變化，也特別需要政府和學界給予更多的學術與政策關注。 不能適時成婚的緣由 對于大齡青年不能適時成婚的緣由，雖然以往多學科共同參與的研究已形成一定的共識，但仍存在更多關注大齡男性、過于經驗直觀、缺乏社會性別意識、急于社會政策轉化的解釋分析上的缺陷。如《2017中國單身人口最新報告》指出，這是中國人口性別比失衡、女性受教育程度越來越高，擇偶經濟要求也越來越高等因素共同造成的。人口學者也通常以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導致“婚姻擠壓”這樣的思路，來解釋大齡男性為什么不能及時建立婚姻關系。又如一些學者把大齡未婚歸因于這些年日趨嚴重的婚戀觀念的功利取向、大學教育普及對傳統生命周期更替的明顯推遲、工作與生活方式的巨大變遷帶來人際交往的相對窄化，還有缺乏規范管理的虛假婚介服務所產生的負面作用等變數，形成了以經濟、社會與文化轉型為主要動因的社會學解釋。 其實以上這些分析還沒有觸及婚姻關系的本質，也就是還沒有意識到我們所關注的是一種建立在自愿基礎上的特殊兩性關系，而要比較科學地分析兩性關系，又離不開社會性別視角，也更需要把大齡未婚女性作為分析對象。我們所經歷的經濟、社會、人口與文化轉型及其折射到我們個人的各方面變化，都在強化或者弱化這個自愿的基礎，也在改變著將要建立的兩性關系的內涵與結構。當這個自愿的基礎被捆綁或削弱，當可以預見的兩性關系是背離我們的期待時，即使婚姻市場供給非常充裕，以結婚為目的的人際交往機會也很多，我們也會徘徊猶豫，甚至推遲或者放棄進入這樣的兩性關系，大齡未婚或者終身不婚就是不可避免的結果。從這樣的理論視角出發，我們以為，不能適時成婚的原因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隨著我國女性戶外就業水平和質量的不斷改善，她們對婚姻的期待越發轉向兩性親密和性愉悅需求的滿足，更加注重愛與陪伴；與此同時，也越來越渴望在婚姻中的自我表現、感受到彼此尊重和自身成長。但時至今日，我國婚姻的傳統制度色彩還沒有相應的弱化，女性還不能更多地將婚姻看作是分享更多愛的陪伴和實現自我價值的一種手段。這種婚姻功能結構性的變化滯后是不少“三高”女性遲遲不愿走上紅地毯的心理憂慮。 第二，在性別平等意識日趨主流化的今天，我國女性也對婚姻關系多了一份平等的期待，并具體化到日常的婚姻生活層面，如情感的平等、性愉悅的平等、經濟貢獻與分享的平等、家庭責任與社會資源配置的平等，以及個人與家庭安全的平等等等。可是婚姻互動的現實與期待依然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婚內得不到善待、處處被剝削的感覺還很強烈，甚至忽略其他方面的不平等，只求情感上的平等或彼此的情感專一，都是一種奢望。可以預期的不平等婚姻生活是女性適時進入“圍城”的現實障礙。 第三，改革開放以來持續走高的離婚率，如民政部社會服務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我國粗離婚率從1979年的0.33‰上升到2010年的2‰，約增加了6倍，2014年全國共依法辦理結婚登記1306.7萬對，粗結婚率為9.6‰，辦理離婚363.7萬對，粗離婚率為2.7‰，離婚結婚比為每結婚3.6對，就有1對離婚；還有就發生在原生家庭里的婚姻解體，都讓單身女性感到后怕，再聯系到離婚衍生出來的后果，如青春的折舊、固定資產的損失，特別是對婚生孩子的成長沖擊，還有現有的律法缺少對離婚女性傾斜性的保護，就更加不敢輕易談婚論嫁了。 第四，如果說前面分析只是說明婚姻還是一個有缺陷的制度，那么作為婚姻合作者的男性表現本身差強人意和社會評價不高、在原生家庭近距離觀察引發的失望、以及已婚閨蜜關于“天下烏鴉一般黑”的評論，都可能弱化通過配偶合作彌補婚姻制度缺陷的信心，進一步打消結婚的念頭。所以，社會對在婚男性群體的正面評價、父親在婚姻生活中的稱職表現，甚至擇偶對象在戀愛過程中的良好舉動，都和未婚女性是否最終走進“圍城”有著非常顯著的正向相關。 構建支持婚姻的社會大環境 從以上原因分析的結果出發，我們所提出的幫助大齡青年脫單的政策建議主要涉及婚姻制度自身的完善，男性婚姻當事人的進步，以及女性婚姻當事人的性別擔當與各級政府部門和社團組織的公共責任，歸結為一句話，就是構建一個重視、愛護和支持婚姻的社會大環境。 為了更好地對接當代年輕人的需求，把婚姻建設成為不可替代的產生愛情與幸福的人生親密關系，婚姻制度向愛與陪伴、自我實現的功能轉型應該加快，這要求我們從兩個方面下功夫：一是確立婚姻關系在家庭系統中的核心地位，明確家庭建設首先是婚姻建設的邏輯關系，進而充分認識和宣傳婚姻關系的家庭意義和社會作用，形成人人善待和維護婚姻關系的家庭文化與社會意識；二是讓婚姻從“房奴”“孩奴”中解放出來，從而有更多的資源確保對愛與陪伴、自我實現功能形成的足夠投入，提高現代婚姻這方面供給的效率和質量。 已婚男性責任意識、平等觀念和婚姻表現的加強迫在眉睫。要在家庭生活中，強化父親在這方面潛移默化的正面影響；要在初高中和大學教育中，加上婚姻專題教育。總之，我們也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制度和文化的引導和激勵，讓婚姻市場擁有更充裕的不僅“適婚”而且還能產出更多“婚姻紅利”的好男人供給。 女性的婚姻熱情、貢獻和權益要得到更好的保護和更充分的肯定。在進一步提高她們婚姻地位的同時，政府、社會和社區都有責任幫助她們把男女平等基本國策貫穿到婚姻生活當中，把女性化的家務家教傳統分工轉變為男女共同分擔的現代格局；支持她們全面發展、健康發展和美麗發展，用更完美的性別形象和氣質去突破婚姻市場中對女性的年齡剛性約束，去吸引更多適婚男性變習慣“低娶”為“高攀”光榮，用誠意加智慧、用激勵加親為，攜手男性一起為進入婚姻做好準備，一道為發展婚姻同心協力。 （作者系中國婦女研究會副會長、福建江夏學院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