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姑娘義務反扒遭打引關注法規缺失致見義勇為行為尷尬

上海擬立法保障“好心人”權益

從法理上來說，見義勇為者的行為受益方其實是國家與社會，因此后者有必要為前者提供保障

對于見義勇為者不僅要有免責條款，同時也要有社會保障機制的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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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位80后上海姑娘在地鐵站反扒。小偷發現行跡敗露，在地鐵車廂關門前把手機丟回給了被害人，而姑娘遭惱羞成怒的小偷一頓猛打。由于沒有人贓俱獲，且被害人未出面指證，警方一時不能立案。此事一經披露，引起社會很大反響。所幸被害人幾天后主動向警方報案并配合做了筆錄。

民間反扒是一種見義勇為的行為，應該鼓勵和支持。然而，由于對見義勇為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因此很多時候，反扒志愿者必須自己找第三方證人，否則一旦被害人由于怕多事、怕麻煩而退縮，見義勇為者便很難證明自己行為的合理性。在我國，由于沒有一部全國統一的法律條文從立法上保障見義勇為申請、認定及后期賠償、補助等事宜，真正見義勇為者的合法權益可能會受到損害。因此，為好心人立法已成為社會共識。

“義務警察”抓賊四百多

已經進入花甲之年的項全雄是上海民間反扒界的“老法師”，相熟的民警只要接到他打來的電話，嫌疑人十有八九跑不掉。多年的反扒經驗讓他練就了一雙“火眼金睛”，觀察3分鐘，就能從人群中發現可疑分子，隨后再悄悄追蹤，尋求民警、群眾幫助，一舉抓獲犯罪嫌疑人。20多年來，他先后協助警方抓獲不法分子400余人，成為人們津津樂道的“義務警察”。

項全雄的第一次“抓賊義舉”純屬偶然。1985年的一天，有位顧客在他的水果攤前買西瓜，結賬時發現錢包不見了，當下就哭了起來，非常傷心。事后，他得知農貿市場內有可疑人物，就多了個心眼，一邊賣瓜，一邊留意來往的人。沒過多久，果然在對方作案時抓了個現行。此后，“路見不平，挺身而出”成了他的口頭禪，一年365天，他幾乎天天在外“巡視”，碰到狡猾的團伙，他會一連跟蹤幾天。時間最長的一次，他連續11天跟蹤、觀察一伙常年在菜場周邊偷竊作案的團伙，摸準了犯罪嫌疑人的作案路數后，配合民警最終制服了這伙不法分子。

據了解，在上海類似項全雄這樣的民間反扒人士還有許多，并且還自發形成了很多個“反扒聯盟”這樣的志愿者組織，成員有白領、大學生、農民工、空手道愛好者、法律界人士等。上海市公安局黃浦分局為了讓這些反扒“散兵游勇”們發揮更大的作用，于去年年底組織了20余名資深民間反扒志愿者，成立了“全民英雄志愿者”隊伍，主要是配合警方一起行動。參加的志愿者接受警校的培訓，學習一些必要的警務、反扒以及平安志愿者的相關知識。

今年伊始，人民廣場管理辦公室也建立了廣場平安志愿者隊伍。據人民廣場管委會相關負責人介紹：“目前，整個隊伍由七八十人組成。同時還成立了一個反扒工作室，每天在反扒工作室里輪值的有10人左右。隊員都會接受專業的培訓，學習一些必要的警務、反扒等知識。同時，公安方面也聘請了一些有著豐富經驗的反扒‘老法師’,現場教隊員們掌握一些抓賊技巧。”

民間反扒難定名分

“對于我們來說，成功的反扒經歷絕對值得慶賀，但很多時候，由于種種原因警方沒能立案，這就意味著小偷跟我是前后腳走出派出所的。”一位反扒人士說。

上海律師宣子翀表示，反扒取證的難度很高。“必須當場抓住，并搜出贓物，或者是監控攝像，拍攝到全程偷盜過程才行。對一般的非專業人士來說確實困難。”

對于一些資深反扒隊員來說，在“行動”過程中或多或少都遭遇過身體傷害，民間反扒人士中“老摩”、“魚片”都曾經是行內響當當的名字。“魚片”曾經在來福士廣場抓賊時被小偷刺傷。反扒界的“老法師”項全雄說，抓賊過程也并非一帆風順，他曾被小偷打傷過，也曾冒著生命危險與持刀歹徒搏斗過。一次次的行動，也讓關心他的家人提心吊膽。但項全雄從未后悔退縮。

法律界人士認為，民間反扒，沒有執法的依據和資格，很難有一個確定的名分和定位。就算是人贓俱獲，受傷的反扒者也只能自負醫藥費，這也成為許多反扒者郁結在心的一大“硬傷”。

上海市公安局城市軌道和公交總隊的資深偵查員張濤、上海公民警校秘書長錢月明對民間反扒“達人”贊譽有加，但也提出了一些忠告。錢月明表示，“我們鼓勵這種精神，但反扒應該要用有效的方式、方法。民間反扒者并不是執法單位，如果發生身體接觸，只能適用正當防衛。警察去執法，是受過專業訓練的。即使這樣也不是一味蠻上。如果小偷有十個都帶著刀，警察才兩個人只拿著警棍，那警察也會呼叫支援。”

張濤坦言：“短期的培訓，不一定能應付實戰的需要。許多經驗和技巧都是在實踐過程中慢慢摸索出來的。反扒者必須要有足以控制對方的力量。”

錢月明表示，與親手擒拿小偷的“實戰型”反扒者相比，警方更加希望反扒者是“線索型”的。這個時候，最希望的就是市民們能提供證據。預防勝于制止，也就是說讓小偷不敢作惡，而不是在他偷東西之后再去抓。

上海醞釀為“好人”立法

上海市律師協會刑事業務委員會成員吳皓表示，“我認為需要為好心人立法。為好心人立法利大于弊。我國目前缺少一部統一的見義勇為方面的法律，雖然有些相關的內容散見于各種法條之中，但在保障見義勇為者方面，極不完善。”吳皓說，針對犯罪行為而言，見義勇為只是一個道德層面的概念，要如何切實保障見義勇為者的行為，還需要法律來規范。“對好心人而言，他們在見義勇為的同時，還需要承擔一定的義務，比如如果在見義勇為的過程中把嫌疑人弄出傷亡，或者誤傷了周邊無關人員，這些都需要法律作出規范。這些本可以屬于免責范疇，因為他們是出于善的本意，但在現行的法律框架中，這些行為肯定要受到處罰。”其次，對于見義勇為者不僅要有免責條款，同時也要有社會保障機制的跟進。社會保障機制中，應該有一筆基金，專門用于保障見義勇為者的善舉，解決一系列后續問題。因為從法理上來說，見義勇為者的行為受益方其實是國家與社會，因此后者有必要為前者提供保障。

事實上，對于見義勇為的立法問題一直在討論。在上海市人大常委會2012年年度立法計劃中，《上海市見義勇為保護和獎勵條例(暫定名)》已經納入年度立法預備項目。對此，一直非常關注“見義勇為人員獎勵和保護”有關地方法規出臺進程的上海市人大代表厲明認為，如果立法，應該在具體條款中體現鼓勵公民見義勇為、弘揚正氣的宗旨，明確表彰、獎勵標準；明確醫院對見義勇為者的受傷、搶救、墊資義務；明確政府主導、社會參與的保障機制，明確見義勇為者的就業、入學、晉級、入滬的優先權等。而為了更好地弘揚正氣，鼓勵見義勇為，首要的是放寬“見義勇為”的認定標準和范圍。

厲明還指出，由于地方立法都只適用于本市范圍，今后在正式立法時也建議增加附加條款，對上海市居民在異地實施的見義勇為行為也應該予以嘉獎和保護。(記者 劉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