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保姆”，要譴責更要反思

雖是個案，但涉案老人的家人或許難辭其咎

何某的作案手段雖然毒辣，作案過程卻十分笨拙。比如她將安眠藥、敵敵畏勾兌在肉湯里面給老人注射，這樣做事后很難不被人發現。還有，她那些作案工具如針頭、農藥等，竟然都隨身攜帶。那么，在這幾起案件中，為什么雇主的家人卻從未察覺呢？

那些雇傭保姆的家庭，對老人是否得到合理照顧缺乏感知。正因為老人的家人未盡到責任，這才給了嫌疑人可乘之機。 [詳細]

“細思恐極”，國內的家政公司也缺乏規范

目前，國內大多數職業介紹所都處于一種非常原始、初級的經營管理階段，一張紙、一支筆、一個人，最多外加一臺電腦就可以辦個職業介紹所。因此，對于上門來找工作的保姆和雇主，根本無法驗明他們的身份，對于保姆和雇主是否有過刑事犯罪記錄，也是一無所知，這就容易給一些不良人員以可乘之機。這里面不僅包括保姆偷東西、虐待老人兒童的事例，也存在一些雇主對保姆實施強奸、毆打等侵犯保姆人身權利的事例。 [詳細]

我們不愿承認，但某種程度上老人似乎成了“包袱”？

子女成家立業，舊的核心家庭被打散，生活的重心也轉向撫育下一代，加上雙職工工作形態，很多時候處于自顧不暇的狀態，沒有把更多的時間放在老人身上。有自理能力，老伴健在的老人或許還好，一旦失去其中之一，不但身心重挫，全家也會陷入拿老人怎么辦的窘境。 [詳細]

截至2014年年底，我國60歲以上的老人大約有2.12億，其中15％為80歲以上的高齡老人，15％為失能和半失能老人。如何讓老人們老有所依、老有所養，是擺在整個社會面前的重大問題。這起極端的個案，折射出家庭養老和養老產業存在著的各種缺失。 [詳細]

除此之外，“恐怖保姆”背后的城市之困也值得關注

隨著中國城鄉二元化體制的推進，人口遷徙流動的程度不斷加深，保姆在城市生活中的地位越來越不可或缺。許多“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都必須找保姆來維系家庭生活的正常運轉。有必要針對人口老齡化的趨勢，設計出更為符合城市實際的新型互助模式，作為“保姆”制的重要補充。例如借鑒西歐國家的“時間銀行”互助模式，日本的社區居民互助模式等等。既能緩解了居民身上的經濟負擔，也能讓老人體會到更多的溫暖和關愛。 [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