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毒地建校

【雖然口頭上幾乎所有官員都強調自己重視教育，但是在現實中，教育真的是目的本身，還是實現別的目的的手段？】

2015年年底以來，常州外國語學校很多在校學生不斷出現不良反應和疾病，有493人出現皮炎、濕疹、支氣管炎、血液指標異常、白細胞減少等異常癥狀，個別還被查出了淋巴癌、白血病等惡性疾病。當地官方所謂“常隆地塊事件”，成了轟動全國的“常州外國語學校污染事件”。

如果沒有央視等媒體報道，所謂“常隆地塊事件”大概已經成為過去式。學生受到的傷害，勢必將與學校建在“毒地”上劃清界限，所有師生將不得不在惶恐之中，繼續待在“毒地”上“教學秩序正常”。當地宣布成立聯合調查組，表態對環境污染“零容忍”，姍姍來遲的整治措施不由讓人質疑早干嗎去了？非得央視報道了才成立調查組？可以說，這所“不該建的學校”，選址、建校、環保監測等多鏈條全線失守。

“不該建的學校”揭開的是多重流膿的傷疤。其中第一道就是：我們到底有多重視教育？學校搬遷與新校選址，重點考慮的到底是什么？將學校搬遷到化工區，將學校建在“毒地”上，是基于教育發展的需要，還是基于土地財政的需要？

近些年很多原本建在市中心的學校，紛紛搬往郊區，說是為了學校更好地發展，其實是要置換市中心的學校土地，同時也帶動遷往地的房地產開發，下的與其說是教育棋，不如說是地產棋。這一次，常州外國語學校的搬遷，從市中心搬到化工區，與“毒地”的房地產開發規劃，很難說沒有關系。雖然口頭上幾乎所有官員都強調自己重視教育，但是在現實中，教育真的是目的本身，還是實現別的目的的手段？

“不該建的學校”背后的第二道傷疤，是環境污染的瘋狂與可怕。常州外國語學校所處“毒地”，土壤與地下水污染嚴重，超標動輒10萬倍，涉事化工企業在運轉過程中不僅直排毒廢水，更涉嫌將克百威、滅多威、異丙威、氰基萘酚等劇毒類產品偷埋于地下。對此，當地環保部門知情嗎？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還要繼續走多久？

“不該建的學校”背后的第三道傷疤，是環評走過場、未評先建的頑疾。學校能夠建在“毒地”上，某種程度上全拜跛足的環評所賜，如果環評足夠負責，學校就不至于建在“毒地”上。對學生出現的健康損害，環評部門理當承擔責任。

“學校是最安全的地方”，這應該成為常識和底線，不僅在防震的層面如此，在所有指標層面都應如此。期待調查組兌現“決不姑息一查到底”的承諾，讓那些總打學校壞主意的人受到應有的懲戒。

【必須健全機制，將有毒化學品污染置于全面監管和監督之下，必須讓在中國土地上生產經營的化工企業，切實認識到自己的環境責任。】

據央視新聞4月17日報道，常州外國語學校自搬新址后，493名學生檢出皮炎、血液指標異常等，個別查出淋巴癌、白血病等。經檢測，該校區地下水、空氣均檢出污染物。學校附近正在開挖的地塊上曾是三家化工廠，專家稱校區受到的污染與化工廠地塊上污染物吻合。

三家化工廠中，最大的化工廠叫常隆化工有限公司，緊接著的是長宇化工和華達化工。在央視采訪中，一名在常隆化工工作了30多年的老員工說，在他記載的生產日志上，像克百威、滅多威、異丙威、氰基萘酚這樣的都屬于是劇毒類產品。而廠里職工有時候為了省事，不光將有毒廢水直接排出廠外，還將危險廢物偷偷埋到了地下，對環境帶來了很大隱患。

后來，這幾家企業陸續搬離，當地政府準備在環境修復后將該地塊用于商業開發。在一份項目環境影響報告上，這片地塊土壤、地下水里以氯苯、四氯化碳等有機污染物為主，幾種多環芳烴以及金屬汞、鉛、鎘等重金屬污染物，普遍超標嚴重，氯苯等污染物超上千倍甚至數萬倍。

運河藏毒，這不禁令人記起世界上最為著名的環境污染傷害事件——拉夫運河（Love Canal）事件。近60年過去了，二者看起來竟是如此相似。

拉夫運河位于美國東北部的紐約州，距離著名的尼亞加拉大瀑布不遠，是在1894年由一位名為威廉·拉夫的投資商出資興建的。由于趕上經濟不景氣，工程沒有完工就不得不廢棄了，后來就成了當地居民的游泳池和溜冰場。到了1942年，美國虎克電化學公司急需處置生產氯代烴類和腐蝕劑的有毒廢物，就租用了這條運河作為廢物堆放場。到1947年，虎克公司買下了運河及周邊土地。從1942年到1950年，高達2.1萬噸的化學品，包括苯、林丹殺蟲劑、二惡英和多氯聯苯等大量有毒廢物，被存放到運河中，隨后，虎克公司用水泥將存放場地封閉。

1950年，埋著有毒物質的土地上建起了一座小學。幾年后，三個孩子被冒到地表的化學物質灼傷。虎克公司和市政官員收到了正式通告，但當地的公共衛生部門和其他政府機構幾乎沒有采取任何措施。

1978年當地的居民開始組織起來，成立了拉夫運河房產主協會。一位名為麥克爾·布朗的記者幫助當地居民把他們的擔憂和痛苦報道給公眾，拉夫運河很快成為媒體爭相報道的一則頭條新聞。政府機關因以往的不作為而陷入難堪境地，紐約州衛生署和美國環保局很快介入進行了調查，發現拉夫運河居住區存在大量有害化學物質，而居住在運河原址附近的婦女流產率也明顯偏高。1978年8月2日，紐約州宣布當地進入公共衛生緊急狀態。幾天后，州長宣布由州政府出資購買距離運河原址最近的239座住房，并協助這些家庭搬遷。同時還開始在這些住房周圍采取工程措施，以防止更多的泄漏。

居住在首批被撤離的家庭之外的850戶居民也要求政府幫助。但政府財政的緊急事件基金，已經不足以應付更大規模的撤離，更何況全國各地還有幾千個類似的有毒物質堆放場地，可能對當地社區產生威脅。紐約州衛生署對余下的房屋進行了調查，之后宣布它們是安全的，不構成健康風險，理由是這些住戶中的流產比例沒有超過通常水平。衛生署未對其他可能由化學污染造成的健康影響加以研究。

拉夫運河房產主協會拒絕接受衛生署的保證，他們開始尋求政府部門外的獨立專家的幫助。

貝弗里·培根，一位為紐約州羅斯韋爾公園紀念研究所工作的癌癥科學家，同意以非官方的身份義務為當地社區提供服務。通過一系列調查，她發現，居住在可能通道上的婦女流產率明顯增高，出生缺陷的發生率也高于正常值，同時發現哮喘和泌尿系統疾病的案例也在上升。

培根博士在1978年11月將其非官方研究的結果交給了紐約州衛生署的上司。三個月后，衛生署署長宣布在重新評估了本署的研究數據后，也發現在廢棄河床居住的住戶流產和出生缺陷的比例明顯偏高。衛生署保證，對培根博士的發現進行更多研究。之后吉布斯女士和她的拉夫運河房產主協會又進行了不懈的抗爭，最終促使美國政府在1980年10月宣布出資搬遷500戶當地居民。1995年，因為被美國環境保護署起訴，虎克公司的母公司西方石油公司答應支付1.29億美元作為重建費用。

拉夫運河（Love Canal）事件是美國有毒化學物質污染控制中一個里程碑，在它的刺激下，美國國會通過了《綜合環境反應、賠償和責任法》(CERCLA，又名超級基金法)，迫使大型企業為歷史遺留的環境污染損害和修復承擔全責，使得企業界特別是化工產業界深刻認識了自己的環境責任。

針對常州外國語學校污染問題，環境保護部、江蘇省政府都表示高度重視，將盡快趕赴常州進行現場調查。毒害個案必須查清，但長遠來看，必須健全機制，將有毒化學品污染置于全面監管和監督之下，必須讓在中國土地上生產經營的化工企業，切實認識到自己的環境責任。

　　朱昌俊

17日央視曝光常州外國語學校新址污染事件，18日凌晨，常州市政府新聞辦回應稱，常州市委、市政府連夜召開緊急會議，成立聯合調查工作組，表示對環境污染“零容忍”，本著對師生健康高度負責的態度，迅速認真調查核實并依法處置，對存在的問題絕不姑息，調查結果將及時向社會公開。（相關報道見A15版）

獲得輿論的強烈聚焦和相關部門的介入之后，這起事件的處置正邁入一個正向的軌道。雖然事件的具體責任還有待相關部門進一步調查，但從性質上看，或已經可以基本確認這應是一起不折不扣的因為“毒土地”而帶來的環境傷害事件。因此，從更大的范圍來看，該事件所暴露的問題，遠不只是環評程序的失守這么簡單，而是以“事故”的方式再度提醒人們，“毒土地”問題已到了無法回避之時。

早在2012年，有媒體以“毒地潛伏”為題披露了“毒土地”現象：近年來，在工業結構調整和城市用地結構調整之中，占據市區優越位置的一些劣勢工業企業，紛紛通過易地、搬遷改造，退出繁華地段，其遺留的大量毒地亦隨之被暴露于城市的陽光之下，其中有不少毒地未經治理，就被“正常使用”。而由“毒地”所制造的傷害事件，常州更非第一起。此前全國多地都先后發生過不同程度的中毒事件，只是因種種原因而未引發輿論的普遍聚焦。

相較于水污染、大氣污染，土地污染在我們的語境下，尚算一個“陌生事物”。這一方面體現在，被污染土地“毒性”的呈現，往往是非即時性的，一般而言都具有一定的潛伏期，比如這次常州事件中的“毒土地”就是在三家化工廠搬遷后才制造了中毒悲劇。且與其他肉眼可見的污染相比，土壤污染本身也具更大的隱蔽性。這些特點就導致了對于“毒地”的干預很可能“后知后覺”；而在治理上，由于治理意識的先天不足，加之后天性的治理成本與治理責任等問題尚未厘清，之于毒地的公共治理已經呈現出明顯的滯后。頗具代表性的一點體現在，盡管《土壤污染防治法》2006年就已經開始起草工作，但至今仍未出臺。于這樣一種治理現狀之下，發生在常州學校新址的污染事件，其實有著某種必然性。

2014年，相關部門公布的《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公報》透露，全國土壤環境狀況總體不容樂觀，部分地區土壤污染較重，耕地土壤環境質量堪憂，工礦業廢棄地土壤環境問題突出，應該說在宏觀上指出了我國一些地區土地污染的嚴重性。但由于缺乏足夠透明和詳盡的大數據，各方對于土地污染信息仍存在著嚴重的不對稱，一方面導致社會性防范和監督很難落地，另一方面也為環評造假留下了空間。就此而言，相關部門應將盡快公布詳細的土地污染信息作為毒地治理的基礎性工作來對待。

此外，媒體還披露，由于既缺乏搬遷前強制性的污染評估程序，又缺乏事發后誰污染誰負責的處理機制，當前對于毒土地的治理大體呈現“哪里出事、治理哪里”的被動應對狀態。甚至于，對于被污染的土壤在治理過程中到底運往何處，又做了怎樣的環保處理，都缺乏有效的信息公開。常州事件獲得全國性關注，其后續處置理當戮力跳出這一模式，為類似的治理樹立榜樣。

“在城市化快速發展的背景之下，毒地的潛在風險也大大加劇，因此，對全國已存并新增的毒地的真實狀況，包括面積、污染程度、治理情況、開發再利用情況等，進行全面徹底的摸底調查，在此基礎上通過立法、經濟和環境治理等手段解決隱憂，已然刻不容緩。”這是2012年媒體報道“毒土地”時所寫下的編者按，四年后，在常州事件中再來回望這樣的提醒，無疑耐人尋味。希望學生中毒事件的處理能夠真正成為全國“毒地”治理的序曲，加速土地污染善治時代的到來。

【如果整個社會的安全制度總是頻頻失守，如果制度下的人們都缺乏遵守制度的習慣，那么又如何奢望他們在有關學生安全的事情上會痛改前非，采用有別于常的另一套正式規則呢？】

自2015年年底開始，搬入新校址的常州外國語學校不斷有學生出現不適癥狀，先后有641名學生被送到醫院進行檢查，其中493人出現皮炎、濕疹、支氣管炎、血液指標異常、白細胞減少等異常癥狀，個別還被查出了淋巴癌、白血病等惡性疾病，家長懷疑與旁邊的化工廠污染有關。

央視的調查結果令人震驚。從當年化工廠的違規操作，到相應環保執法的疲軟;從學校選址的疏忽大意，到奠基施工時的未批先建;從環境評估的漏洞百出，到對環評建議的置若罔聞，幾乎每一個環節的安全制度都遭到忽視、廢棄乃至違反。在事情演變的邏輯終端，只能是學生的生命健康被無情傷害，最終危害后果的大小，完全取決于人們發現危害時間的早晚。

這是制度失守的悲劇，更是難以原諒的人禍之痛。當地教育部門稱，當時選址已做過相應的環評，檢測結果都是達標。那么這份符合規范的評估報告為何只考慮常規的污染物指標，而沒有考慮檢測化工廠生產的農藥成分?既然已經確認符合建校規范，為何環評報告又強調北側場地“土壤和地下水已經受到污染，存在人體健康風險和生態風險”，還建議“本地塊嚴禁開發和利用地下水資源”?這份“自相矛盾”的環評報告又是如何做出的?

更值得追問的是，學校奠基施工時間比環評報告批復時間提前了7個多月，這就意味著學校是在沒有環評依據的情況下開工建設的，那么又是誰決定未批先建的?難道，環評在相關決策過程中只是走一個過場而已?與學校一路之隔的污染地塊，土壤和地下水中的污染物普遍超標，最高濃度超標近10萬倍，且這些污染物都是早已被明確的致癌物，根據常識我們也不難判斷，在這種高敏感、高危險區域建設學校，客觀、中立、全面的環評應該是一個關鍵環節。遺憾的是，這道守護安全的最重要鏈條完全失守。

從“毒跑道”“藥兒園”到“毒土壤”，每一次發生在校園里的安全事件都令人憤慨，但悲劇總是不斷，這究竟是為什么?個案中總有其特殊的原因，也總有共同的制度病灶。

我以為，要守住校園安全、守住學生健康，還需要有一個安全的社會體制。如果整個社會的安全制度總是頻頻失守，如果制度下的人們都缺乏遵守制度的習慣，那么又如何奢望他們在有關學生安全的事情上會痛改前非，采用有別于常的另一套正式規則呢?

安全的校園是建立在安全的社會基礎上的。缺乏制度支撐的脆弱社會，猶如流動的沙丘，建筑不起牢固的安全校園。如果一個社會食品安全事故不斷、環境污染事件頻發，我們就不可能指望校園成為“世外桃源”。因此，要讓學生逃離各種安全威脅，必須從建構一個安全的社會開始，夯實我們的社會根基。

央視消息，常州外國語學校自搬新址后，493名學生檢出皮炎、血液指標異常等，個別查出淋巴癌、白血病等。經檢測，該校區地下水、空氣均檢出污染物。學校附近正在開挖的地塊上曾是三家化工廠，專家稱校區受到的污染與化工廠地塊上污染物吻合。（4月17日 央視新聞）

作為新建校舍，項目施工首先需先批后建。然而，常州外國語學院相關文件顯示，其環評報告獲批時間明顯晚于學校施工時間長達7個月。最后，環評結果竟是符合學校用地對環境標準的要求。這僅僅是巧合還是有意為之？正是這樣一份審批過關的環評報告，卻把學生們陷入了不可預知的嚴重后果中。這難道僅僅是環評一個環節的失誤嗎？

是的，該環評顯然存在重大瑕疵，只對普通污染物進行了研判，而對農藥等有毒物質的檢測卻只字未提，這顯然與學校緊鄰化工廠廢棄物處置場所的事實嚴重相脫節。報告固然有瑕疵，但至少指出北側場地有嚴重污染問題，不得對地下水進行開發，但學校在建設和使用中仍然將地下水進行了開發。事實上，對土壤的開發，也加重了污染物質揮發的程度，進一步將學生的健康再一次推向了更危險境地。一個連學生的人身健康和安全都不能保證的常州外國語學院，又怎能實現“志存高遠”的遠大目標呢？以怎能“專注于有生命力的教育，讓每個生命盡情綻放”這個學校愿景呢？

此時的常州外國語學院所面臨的困境，與上世紀40年代美國拉夫運河案有著很大的相似性。當學校選址處在化工廠危險廢棄物處置場所（有的工人常常偷排化工廢料），導致地下水處于污染狀態，但學校選址和環評的各個環節，卻接連“失守”。學校環評，僅是常州版“拉夫運河案”的冰山一角，倘若選址能夠深入調查，審批上杜絕未批先建，環評上能夠本著對學生負責任的態度，常州外國語學院就不太可能發生今天這樣的情況。

歷史是面鏡子，不重蹈覆轍，是智力聰明、科學認知和責任心的多重結果。在今天科學水平早已強于歷史的情況下，常州拉夫運河案，只能證明相關方面責任心的缺失。

常州版“拉夫運河案”，看似是一個學校和學校學生的不幸，背后則是相關部門對化工企業排污行為監管失力，是一座城市在對待排污行為和公眾健康權、知情權的瀆職。常州拉夫運河案，不能任由歷史欠賬繼續下去。相鄰地塊同樣面臨的環境污染問題，在沒有進行有效防污處理的情況下，再華麗的開發和所謂的公益項目，也難掩其環境污染這顆駭人炸彈隱藏的危機。否則，被侵害權益的就不止是常州外國語學院的上千名學生，而是更多的不特定公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