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產婦在北醫三院搶救無效不幸離世的消息引發關注。亡故產婦楊女士所在單位發函稱，希望醫院對死者的離世原因做出公正、透明、翔實的調查。醫院則表示，初步判斷猝死原因為主動脈夾層破裂，而楊女士去世后其家屬數十人滯留產科病房，大聲喧嘩、打砸物品、追打醫務人員。楊女士家屬否認打砸醫院和天價索賠。

“生平最愛聽的聲音，就是嬰兒出生后的第一聲啼哭。”有“萬嬰之母”之譽的我國著名婦產科專家林巧稚曾如是說。短短一句話，或許道出了所有婦產科醫患人員的心聲。妊娠26周多的楊女士不幸離世，醫護人員不愿意看到這一幕，家屬自然更是難以接受，這是最正常的情感反應。

家屬不認同結果，可尋求醫療糾紛第三方調解；不滿意調解，可拿起法律武器。面對調解，院方有權利辯解；面對被訴，院方更有責任直陳事實。這是解決醫患糾紛的最好路徑。最糟糕的方式，則是將法律拋在一邊，互相指責，甚至使用暴力。在“醫鬧”已入刑的情況下，如果維權手段過激，恐怕難逃法律規制；而根據侵權責任法等法律，若屬醫方有過錯，同樣需要承擔賠償責任。

楊女士究竟死于何因，尚需調查；楊女士家屬究竟有無打砸醫院，同樣需要調查。而在這關口，死者所在單位、醫院、醫師協會三方各自發出聲明，一時被人稱為“某某院大戰某某醫院”，也屬于過度解讀。法治時代，無非講究一個“理”字。這個理，既是道理，也是法理。理直才能氣壯，而不是比誰嗓門大。一起醫療糾紛，演變成圍觀者眾的輿情事件，恐怕也非各方所愿。

多年來醫患關系緊張，甚至催生了頻繁出現的專業“醫鬧”，不僅讓醫護人員惶恐，也給很多患者帶來不安。曾有醫生感嘆，不怕你告、就怕你鬧，不怕流淚、就怕流血。化解醫患矛盾，已到了必須重裝“操作系統”的時候了——不再是小修小補，安裝“殺毒軟件”，而應該重建醫患倫理，重構調解規則。

當前，處理醫患糾紛，既不缺調解機制，也不缺訴訟手段。但是，對于少部分患者來說，由于信息不對稱，以及專業醫療知識匱乏，導致他們不確定調解機構能否保持公正，也不確定司法機關能否主持正義，于是不相信規則，也不相信法律。如何確保規則透明，如何力求信息對稱，如何使法治的公正運送到世人心中，亟待破解。規則有公信力，法治有生命力，暴力“源代碼”就失去意義，“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的固化思維就失去滋生空間。

更應看到，司法救濟畢竟是最后的手段，而且事實上也不能“包治百病”。化解醫患糾紛，更需重在防范。這既需要患者意識到，現代醫術再發達，也有無能為力之時；也需要醫者有嚴謹態度，有慈悲情懷，醫生給病人開出的第一張藥方，應是關愛。正如“現代醫學之父”威廉·奧斯勒所說，我們面對的不是機械也不是冰冷的石材，而是一個個熱血沸騰的生命，要求我們不僅是用頭腦去思考該怎么治療，還應該用心去感受、去幫助、去安慰。

醫護人員和患者是不折不扣的命運共同體。在醫療水平貧瘠、醫療資源匱乏的年代，醫患同舟共濟，共驅病魔；如今，醫療衛生條件已經大為改觀，醫患可說是同乘“豪華游輪”，更應齊心協力，畢竟病魔才是共同的敵人。你若深信不疑，我必全力以赴。不斷增進互信，不斷激活制度的力量，相信醫患關系終能走向融洽，實現共贏。

【每個公民依法維護自身權益，所供職單位、工會組織、公益組織或有關公權機關都可以給予必要的支持與救濟。這樣公民就能真切感受到，自己是一個有“單位”、有“娘家”的人，而不是一個舉目無親、孤苦無助的棄兒。】

1月11日，北醫三院產科患者楊女士因主動脈夾層破裂突發呼吸心跳驟停，經搶救無效母子雙亡。楊女士所在單位中國科學院理化技術研究所發出公函，希望醫院對事件進行透明、翔實的調查，給出真實、完整的結論；北醫三院指稱死者家屬打砸物品，追打醫務人員；中國醫師協會發布聲明，力挺北醫三院。事件引發較大社會影響，中科院理化所“公函維權”受到不少人質疑。（相關報道見1月18日《北京青年報》）

雖然北醫三院初步得出結論，認為“主動脈夾層初期癥狀不典型，一旦發生主動脈夾層破裂導致心包壓塞，搶救成功率很低，死亡率極高”，院方對楊女士病情的處置并無不妥，但畢竟造成了母子雙亡悲劇，死者家屬肯定難以接受慘痛的事實，也難以認同醫院給出的說法，因此出現激烈的情緒和言行，醫院對此自當有所體恤。現在，死者家屬和院方在兩個問題上存在很大爭議，一是楊女士死亡的原因，以及醫院在處置過程中是否存在過失，是否屬于醫療事故。鑒于醫患雙方立場尖銳對立，這個問題只能按照法律法規的規定，交由權威機構依法調查認定。二是，院方指責死者家屬組織“醫鬧”，嚴重擾亂醫療秩序，死者家屬對此否認。事實真相究竟如何，有待公安機關依法調查認定。

而中科院理化所向北醫三院發出公函，支持死者家屬依法維權，希望院方本著尊重生命、實事求是的原則，對事件認真調查并得出可靠結論，他們的“公函維權”首先受到中國醫師協會的質疑，被認為程序上存在重大缺陷。質疑者的邏輯是，楊女士在醫院就醫經搶救無效死亡，無論院方是否存在過失，是否屬于醫療事故，都是楊女士的“私事”，與她的公職和公務無關，與她所在工作單位也沒有關系，中科院理化所以發“公函”的方式介入此事，程序上缺乏合理性，甚至有“濫用公權”之嫌。這種質疑其實過于嚴重了。中科院理化所是一個學術研究機構，不屬于權力機關，其發出的“公函”只是作為一個研究機構的意見，而不具有“紅頭文件”的約束力和影響力，事實上也起不到向醫院“施壓”的作用。

一個單位的員工在外面遇到了麻煩，需要依法維護自身權益的時候，單位能不能以“公函”形式支持他依法維權？單位對員工的這種支持，只要沒有濫用公權力，沒有鼓動、慫恿員工采取非法手段，就應當是沒有問題的。即便這個單位是公權機關，當其員工在外面依法維護自身權益，單位也可以出面表示對員工的支持，只是這種支持不能超出必要的限度，不能以公權力向其他單位或個人“施壓”。嚴格地說，無論是權力機關、社會團體、研究機構、國有企業還是私營企業，任何單位都可以支持自己的員工依法維權，最合適的形式是由單位工會組織出面，表示對員工依法維權的支持。如果一個人沒有工作單位，那么他所在的街道、村鎮和居委會、村委會，或其他社會組織、公益組織也可以出面，以“單位”的名義支持他依法維權。

楊女士在北醫三院不幸死亡，事件的調查處理必須納入法律軌道，嚴格按照法律程序和規定進行，才能維護醫患雙方的合法權益，才能給楊女士及其家屬一個明白、公正、合理的交待。在此過程中，與患者一方得到了所在單位“公函”支持一樣，醫院一方也獲得中國醫師協會公開力挺，這對雙方來說都是公平的。在現代法治社會，每個公民依法維護自身權益，所供職單位、工會組織、公益組織或有關公權機關都可以給予必要的支持與救濟，有了這種合理合法的支持與救濟，每個公民都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一個有“單位”、有“娘家”的人，而不是一個舉目無親、孤苦無助的棄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