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稅起征點 新京報漫畫/許英劍

【將個稅起征點的絕對數值調整，改為動態調整機制，與社平工資的調整幅度同步，或許是一個便捷、有效的做法。政府在提高社平工資增加社保收入的同時，也應同步提高起征點，減少納稅人繳納的個稅。】

兩會期間，個稅起征點如約成為熱門話題，包括格力董事長董明珠在內的多名人大代表委員建議將個稅起征點上調至5000元，以減輕居民負擔，拉動內需。中央財經大學稅務學院副院長劉桓建議，應該設置彈性調整個稅起征點的機制。

《個人所得稅》內容詳盡，稅目、稅率和起征點等都做了非常明確的界定，操作性強，除了少數像全年一次性獎金等政策還需要財稅部門解釋以外，基本上可以按法律操作。這是一個真正的稅收法定、依法征收的稅種，在中國的稅收法律法規中是不多見的。

但是，問題就來了。法律的調整需要通過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這意味著調整的難度很大，不管是起征點、還是稅率，其調整都不可避免要滯后。近二十年來，個稅修法三次，起征點從800元，在2005年、2007年與2011年分別調整到1600元、2000元、3500元，個稅稅率只在2011年調整過一次。

一般來說，稅收法定帶來的調整難度，對納稅人來說是一件好事，稅收的要素變動需要通過全國人大，而非國務院或者財稅部門，可以經過公眾的充分討論，有效規避政府的加稅行為，以此保障納稅人的利益。對比燃油消費稅，2014年11月28日后的兩個月，稅率連續上調3次，調整的隨意令所有納稅人大吃一驚。

然而，把起征點的絕對數值寫入法律，并不是保障納稅人利益。近二十年的工資水平長期上揚，起征點只能提高，無法降低。由于起征點越低，對政府越有利，將起征點寫入法律，在工資上漲的時候，起征點就無法同步提高，稅收可以更快地增長。

與起征點處境完全不同的是社會保險的繳費基數下限。《社會保險法》規定了職工與單位的繳費義務，但繳費基數與費率并沒有明確絕對數值，現實操作中，由縣級及以上政府決定。由于繳費基數越低意味著職工與單位的繳費越少，所以社保部門千方百計地提高繳費基數下限，其變動的主要辦法就是提高城鎮職工的社會平均工資（簡稱“社平工資”），以上海為例，社平工資每年必上調，從1993年的每月471元上調到2013年的5036元，20年上漲了967%，年均增長12.6%。

為什么個稅起征點要以法律形式明確，而社保的繳費基數下限只要基層政府一紙公文就可以改變？對于絕大多數人，社保繳費的負擔要遠遠大于被征收的個稅。社保的變動應該更謹慎才是。

簡而言之，對政府來說，個稅起征點不上調有利于多征稅，社保繳費的基數每年上調也有利于多繳費，是同樣的好事。將個稅起征點納入到較高的法律層次，增加了調整的難度，可以有效抑制每年調整；而社保處于較低的法律層次則有利于政府頻繁調整，增加社保收入。

以家庭為申報單位的綜合所得稅制當然是個稅的改革方向。但綜合所得稅制實施的難度較高，在三五年內無法速成，在此之前，我們如何規避法律的剛性對納稅人的不當侵害？從現實來看，各地方政府每年都會發布社平工資的調整幅度，人保部也定期統計全國的平均工資，將個稅起征點的絕對數值調整，改為動態調整機制，與社平工資的調整幅度同步，或許是一個便捷、有效的做法。政府在提高社平工資增加社保收入的同時，也應同步提高起征點，減少納稅人繳納的個稅。

□聶日明（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

　　第三方評估 新京報漫畫/許英劍

近日，全國政協委員、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協副主席安純人表示：“一些地方政府重大決策完成后不做評估，大筆財政經費花出去，效果如何，無人問責。應建立政府重大決策成效第三方評估機構，完善行政問責”。而同為委員的崔永元在微博上就此發問：這次會議，“第三方”被多次提起，關鍵是，誰是第三方？

為何需要第三方評估

【建立政府決策實施成效的第三方評估機制，也是給行政問責制打下基礎。】

目前，政府相關項目，重大決策的評估動作，主要由政府內部相關部門聯合組織實施。這種內部評估是有必要的，有利于促進政府對自身決策落實執行情況的掌握督查，以及決策的調整修正和項目的評估驗收等。不過，政府就那么幾個部門，評估時是相關部門，實施時還是那幾個相關部門，當完運動員再當裁判員，自然不能令人信服。就此看，建立政府重大決策實施成效的第三方評估機制，有利于評估的客觀性和公正性，進而給行政問責制打下良好基礎。

國務院在引入這一制度上已經首開先例。去年，國務院在對重點工作和重要政策措施落實情況的全面督查中，首次引入了第三方評估。李克強稱這些第三方評估報告提供了“豐富真實、原汁原味的第一手情況”，相關機構的評估負責人對評估中發現的問題也直言不諱。

第三方，顧名思義就是甲方乙方之外的第三方。政府本身，自然是政府重大決策的“第一方”，那么，誰是政府重大措施的“第二方”呢？一般來說，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負有對本級政府的監督職責，所以，人大應該是各級政府重大決策的“第二方”。而評估，就可由人大常委會委托第三方社會機構實施。

那么，誰有資格來充當第三方呢？需要第三方的理由，就在于甲方需要借助于第三方的專業性、技術性、權威性、公正性。比如，“十一五”期間，四川遂寧、江蘇淮安、上海等地開展了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的試點工作。遂寧在全國率先出臺了《重大工程建設項目穩定風險預測評估制度》，并于2006年將評估范圍擴大到作決策、定政策、搞改革和其他事關群眾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項。顯然，在這類第三方評估中，相關的第三方機構要懂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統計學等，才能有客觀結論。

怎么才能當好第三方

【理想的評估主體模式是多元主體協同評估，讓評估結果在多方博弈中臻于科學化。】

不過，相比誰有資格充當第三方，更重要的問題是：怎么才能當好第三方。

很多時候，對第三方的需求，不僅僅是因為第三方的專業性，更是因為甲方乙方有不一致的地方，才需要通過雙方都認可的第三方加入進來，居間評估。

比如，根據《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評估辦法》，市場評估價，拆遷補償價格評估的法定依據之一，即由符合規定的專業估價機構，來評估被拆遷房屋的市場價格，既不由拆遷戶說了算，也不由政府說了算。顯然，這就是一個典型的第三方評估。在價格上，政府想少一點，居民想多一點，正是由于政府與居民的這種分歧，使第三方評估在制度設計上變得真實、可信。業主不但可自選評估機構，在涉及很多戶時，那么大家還能投票選擇評估機構。評估之后，價格公允，居民也能接受，即使與心理價位不符，當釘子戶，政府在程序上也站得住腳。

目前看來，政府重大決策的第三方評估，這種大的框架還很不完善。這也常導致這樣一種局面：專家找好了，招呼打好了，會一開，不痛不癢說幾句，評估結束，皆大歡喜。不過，評估體系的技術性改革或曰程序性規范的一個好處就是，雖然從一開始，其目標就不是沖著實質性問題去的，甚至做好了繞過硬骨頭的打算，但它始終會不斷在技術上逼近實質性障礙，一點點地啃硬骨頭。

而這種“逼近”，就包括第三方評估制度在評估主體上的臻于合理。比較理想的評估主體模式是建立多元主體協同評估模式，即在政府主導的基礎上，組成由政府部門、利益相關群體、專業機構、專家學者、人大政協成員，乃至公共媒體、群眾代表等共同參加的評估工作機構。在此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吸納更多的利益相關者尤其是重大事項涉及的民眾進入這個過程，使評估結果在多方博弈中具備最大化的公共理性。

□劉遠舉（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

今年跑“兩會”，借采訪之機，我跟不少政協委員都打上了“交道”，其中就包括葛劍雄、王興東、梁曉聲等幾位——他們的共同點，是敢于發言，并在不同范圍內被人們稱為“大炮”。

作為全國政協常委，葛劍雄的發言時常引起社會關注，2012年，他當面質問教育部長考研泄題事件的處理結果，被封為“葛大炮”。有些提案，葛劍雄沒有得到自己覺得滿意的答復，他會一提再提，鍥而不舍。

3月1日，全國政協開會前夕，我給葛劍雄發去郵件。半小時后，他回復說“歡迎采訪”，并詳細說明了接下來幾天的活動安排。我談及的問題，都指向他多年“火力圍攻”的一些“焦點”、“難點”，如農村教師待遇的問題、國家財政年度和預算脫節的問題。給我的感覺，“葛大炮”依然火力威猛。

采訪結束后不久，葛劍雄給我發來了五個提案，其中關于國家財政年度的提案，他寫道：“近年愈演愈烈的年終突擊花錢現象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基層單位的經費有效使用期過短、過遲，甚至已影響撥款的正常使用，形成惡性循環。”

當然，葛劍雄深諳平衡之力。對于重復提提案，他說：“（有的提案，政府）現在不同意，不代表將來不可以實行，不代表絕對不可以實行。我作為政協委員，有這個渠道和機會，就要不斷地推動。”他沒有忘記加上一句，“國家要改變，會受到各個方面的制約”；同時，他再次強調自己發言的“紅線”——“符合憲法和政協章程”。

王興東、梁曉聲同樣頗具“火力”。王興東是《建國大業》、《黃克功案件》等電影的編劇，他對我說起宣傳憲法的重要性和緊迫性，說起法律、權力和金錢的關系，談興很濃，針對性強。接受其他媒體采訪時，王興東認為電影審查不能由領導喜惡決定。梁曉聲關注的焦點則是“貪腐”。他表示，反腐已經進入深水區，利益集團不容小覷。

這三位政協委員的發言，有些看起來顯得尖銳，我粗略回顧之后，倒更加確信：正是在這些理性而富有建設性的聲音中，政協建言獻策的作用才真正得以發揮。

□吳亞順（新京報記者）

3月9日，張德江委員長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中指出，要把好代表“入口關”，充分發揮各級人大常委會職能作用，完善代表資格審查機制，加強對選舉全過程的有效監督，確保選舉工作風清氣正。在這兩天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時，關于如何把好代表“入口”，切實提高代表素質和履職能力，成為各代表團熱議的話題之一。

在大會開幕之前，有媒體梳理了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以來代表變動情況，其中因違紀或違法被終止代表資格的達39人，超過了上屆五年總數。會議期間，個別代表團在召開分組會議時，又出現缺席代表數量較多的現象，這更引起了社會各界對代表資格、素質、履職能力和責任意識的關注，這些問題都有一個源頭，就是代表選舉環節。

而把好代表“入口”關，第一個環節就是要把好“底線”，要盡可能避免把有嚴重違法亂紀嫌疑、不適合當代表的人列入候選人行列。要通過加強信息披露、完善公示環節，通過加強個人重大事項報告情況核查等措施，嚴審候選人的資格條件。從當前公開報道看，一些人大代表，其嚴重違法犯罪行為已持續多年，但仍然當選人大代表，這種情況應減少、規避。

第二個“入口”是代表能力。要重點考察擬提名為正式候選人的人選的履職能力，比如是否有履行職責所必需的知識、時間，個人履職積極性情況，征集民意的能力，提出意見建議的能力等等。當下，少數代表任期內基本不提一件議案建議，不開展調研和征集選民意見活動，有的甚至多次缺席會議。具有這些情形的，原則上不應列為正式候選人。

當然，把好代表“入口”關，最重要的是要強調民眾對代表的認同。這也要求在今后的選舉過程中，選舉組織者要更加廣泛地聽取民意，通過采取預選、公開任職綱領、回答選民提問等多種方式，產生正式候選人，避免使民眾認可的候選人因為程序不科學而在醞釀環節中被淘汰。只有選擇出的代表能得到民眾認可，代表作用才能真正地發揮好。

最后，把好代表“入口關”，還要完善的法律制度作為保障。制度建設是選舉和代表履職的保障。針對實踐中存在的問題，我們也有必要對選舉法等相關法律法規作進一步完善，進一步健全人大代表選舉的工作制度和工作程序，從候選人提名到醞釀正式候選人，再到正式選舉和資格審查，爭取都能有明確而規范的規則和流程，從而使選舉的各個環節都能減少非正常因素的干擾，提高選舉科學性和公信力。

□朱恒順（全國人大內司委）

【兩會會場上參政議政的氛圍，能否熱烈而具實效，一定程度上取決于聚焦問題的意識，由此，前提之一就是代表委員以及代表團能夠不回避問題，盡可能給媒體、給輿論以監督的機會。】

3月10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內蒙古代表團上午的議程結束后，作為會議主持人的全國人大代表、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王君，請內蒙古幾個市的書記、市長代表留下來，臨時召開了一場“記者會”，讓現場人士皆感意外。王君代表的立意是，雖然此前內蒙古代表團舉行了開放日，但仍有記者對內蒙古團的發展高度關注，“今天正好有機會，讓大家面對面交流一下。”

一位跑了五年全國兩會的資深記者表示，這種形式的記者會還是第一次遇到，深感意外，收獲頗多。不要說現場記者，就是長期關注全國兩會的民眾，通過公共信息平臺，也是第一次看到這樣臨時動議的兩會記者會。與習慣了嚴格設定議程的記者會相比，“臨時記者會”從不同角度顯現出了代表團的開放態度。

之于議程內的記者會，無論是上會記者，還是信息發布者和受采訪者，都會對問題以及有可能被提到的問題，進行提前設計與準備，以保證會議的質量。而“臨時記者會”則不同，記者們并沒有提前設計問題，只是基于自己最關心的領域臨時發問，代表們會遇到怎樣的問題、如何解答，都沒有任何準備。所以，“臨時記者會”更容易碰觸到真問題，從而拉近記者及其背后民眾與兩會之間的距離。

各顯神通“堵代表”是全國兩會的一道風景線。之所以要“堵”，很多時候，是有些代表不愿意面對媒體回答“臨時提問”，怕答不好，出漏洞或授人以柄。與之相比，“臨時記者會”更展現了坦誠和自信的一面。

兩會不是一個封閉的議政場，而是要拋出問題、討論問題、解決問題和接受監督。兩會會場上參政議政的氛圍，能否熱烈而具實效，一定程度上取決于聚焦問題的意識，由此，前提之一就是代表委員以及代表團能夠不回避問題，盡可能給媒體以提問、給輿論以監督的機會。

兩會是凝聚共識的場所。而凝聚共識，顯然需要“大家面對面交流”，把問題擺出來，講透說透。從這個意義上說，“臨時記者會”雖或許是不經意間的一閃念，卻頗值得點贊，其不只展現了代表團在開放和自信方面的進步，也不僅拉近了監督與被監督者的距離，還為更廣泛且親和的凝聚共識，作出了嘗試。

□燕農（教師）

【部長通道里“冷熱不均”，不排除在眼球效應上有著追逐熱點的取舍，也從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媒體獲得信息的渠道，與職能部門的互動，已經不完全依賴于兩會這個特殊的場合。】

繼安監總局局長楊棟梁“吐槽”走部長通道“沒人喊我”之后，昨天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也“抱怨”走部長通道“沒人理我”，向媒體發出了“求關注”的信息。

馬建堂局長將此現象歸結為“經濟話題受關注度下降，反腐和環境問題在上升”，應該說，這個判斷是客觀的，也是符合當前社會關注熱點的現實需求和媒體傳播心態的。

安監總局局長與國家統計局局長在部長通道雙雙“遇冷”，并不意味著媒體對安全生產不關切，也不意味著媒體對國家的經濟發展沒興趣。這其中有兩會這個特殊場合媒體“興奮點”太多而無暇顧及的原因，厚此薄彼也在所難免。

事實上，國內但凡發生重大生產安全事故，媒體不僅從未表現過冷淡與漠視，而且窮追不舍，盡可能地給受眾提供更多更全面的信息。這種對安全生產、對生命關注的姿態，與安監部門是完全一致的。經濟類話題同樣如此。

從某種意義上說，職能部門的領導在兩會上沒被記者追著走、拉著扯，說明成績已經擺在那里了，而問題沒有集中爆發，這是一個好現象。以安監總局為例。楊局長在記者會上說，我國已連續23個月沒有發生特別重大事故，這是歷史上最長的安全時段；10年來“百萬噸煤的死亡率”從5.8下降到0.25，下降率95.6%，煤礦的安全生產發生了持續穩定好轉。

對于媒體來說，部長通道里“冷熱不均”，不排除在眼球效應上有著追逐熱點的取舍，這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些媒體的浮躁心態，但也從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媒體獲得信息的渠道，與職能部門的互動，已經不完全依賴于兩會這個特殊的場合。這里面就有各職能部門數據、信息逐漸透明化的原因。這也是兩位局長在部長通道里不被“搶手”的重要原因，它應該歸為信息發布與日常互動方式的一種進步。

前些年，記者在部長通道上“圍堵”、“攔截”官員常被當作新聞來報道，而今年，在部長通道上遇冷卻成了新聞，也說明部委官員們已經把兩會期間與媒體的互動視作常態，是拋給媒體的一個善意繡球，也是展示給社會的一個良好身段。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職能部門與媒體如何進一步加強互動，特別是加強日常互動與監督，顯然更加重要。

□劉雪松（媒體人）

【政府退出科技項目管理，專業機構要積極爭取屬于自身的管理權、評價權，督促政府部門依法放權。同時，要推進行業自治、建立并完善行業規范，樹立專業評價的公信力。】

科技部部長萬鋼11日在記者會上說，今后每個科技計劃都由一個高層組成的戰略評審和綜合評審委員會，來做出戰略決策咨詢，科技項目具體評審由專業機構進行，政府各部門不再介入項目管理，科技成果要進入科技體系向全社會公布。同時，政府要加強對事中、事后的監管和績效評估，來推動發展。

我國科研管理體制，包括科研立項、科研經費監管、科研成果評價，存在比較嚴重的行政化問題——由相關行政部門主導立項、對項目實行行政評價、進行行政監管，導致科研“重立項、輕研究”，滋生科研腐敗。評獎“過多過濫、跑獎要獎”等問題，已經引起國家層面的高度關注。

這次科技部明確表示，政府各部門不再介入項目管理，是一種積極的變化。

隨之而來的問題是，政府部門的權力能夠真下放嗎？下放的權力，誰來接？能不能接好？

解決政府部門真正退出項目管理的問題，必須破除既得利益。從自上而下的方式看，無非有兩種途徑，一是由政府部門主動放權，調整對科技管理的思路和政策。科技部已經做出這方面的表態，尚需實際行動。但須提防的是，用行政的方式去推進行政權力退出，應避免放權不徹底，甚至變為形式。

另外，依托專業機構管理科研項目也是一種國際通行的做法。對此，可借鑒他國經驗，比如美國的國家年度教師獎、總統獎，評選全部由行業、專業協會組織進行，行政首腦只是代表政府頒獎。模式未必統一，但無論如何，必須堅持專業機構的獨立性、專業性。

我國的第三方管理、評價確實還不成熟，政府部門需要堅定去推進放權，培育第三方中介機構成長。與此同時，專業機構自身的規范、成長、強大也十分重要。必須承認，改革需要博弈，如果沒有博弈，相關行政部門就不會感受到改革的壓力，也不會主動放權。我國的行業協會、專業機構，應該在推進政府退出科研項目管理過程中，做好兩方面的工作。

首先，要積極爭取屬于自身的管理權、評價權，督促政府部門依法放權，這是推進政府部門放權的重要力量；其次，要推進行業自治、建立并完善行業規范，樹立專業評價的公信力。這一點，當前尤為重要，如果專業評價被潛規則侵蝕、錢權交易污染，那么，政府退出管理的改革就會受阻，新的學術管理、評價體系就難以構建。

萬鋼表態對于遏制科技腐敗有積極意義。同時，政府部門放權，做好有效的事中和事后監管，推動建立專業的第三方評價體系，無疑也將有利于理順我國的科研管理體系，促使科技工作發展更加良性循環。

3月10日上午，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新聞中心舉行記者會，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副部長胡曉義對就業和社會保障的相關問題回答中外記者提問。在會上，尹蔚民表示，希望今年制定出漸進式延遲退休方案，明年報經中央同意后公開征求意見，后年推出,推出后至少五年以后實施。

毫無疑問，養老問題已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道難題。現在我們去解這道題是未雨綢繆，是在為“明天會更好”鋪路。因為從本質上，它其實是一個養老資金危機的化解問題，這個危機在未來。

而談及養老資金，其核心問題就在于資金來源和支付上。若提高人們的繳費額，無疑能增加養老金存量。但從養老金繳費比例來看，我國職工的養老金繳費率比不少發達國家都高。顯然，它的合理性提升空間已經不大。所以，要解決養老金問題，可操作的重點空間在延遲退休上。因為，若推行延遲退休，延長交費年限，就意味著會相應縮短領取養老金的年限。這樣就會增強養老金的支付可持續性。

不過，延遲退休這個想法在提出之初就存在不少反對聲音。比如，有人說，延遲退休會增加就業壓力。有人說，這對中低收入的工薪階層不公平。還有人說，延遲退休會損害年輕人的利益。總之，它成了一個敏感話題。換言之，推行漸進式延遲退休必須要有一個好的宣傳條件，必須首先說服這些反對的聲音。目前，網友的吐槽聲就大于支持聲，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以往有關部門沒有主動把問題解釋透。甚至，罵聲一來，就推遲制度改革設計。這使得公眾對“延遲退休”留下了不公平的刻板印象。

其實，說到底，我國的養老問題是一個歷史遺留問題。為什么要延遲退休？因為養老基金有虧空。為什么有虧空？因為養老制度在轉軌時，留下了巨大的空賬。因為在改革開放前，在制改之前，沒人繳納養老保險。并且，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國實行的是養老雙軌制。

去年，我國對機關事業單位的養老保險制度進行改革，實現了養老制度并軌。這在一定程度上紓解了人們對養老事項的不公平感。但要徹底改變此前給人們留下的刻板印象，相關改革還必須跟進。也只有改革推進，相關部門在回答諸如“為何延遲退休、延遲退休是否有用、養老金去哪了”等問題上，才會更有底氣和說服力。

事實上，推行延遲退休，我們還必須堅持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的兼顧原則。推出漸進式延遲退休能夠避免養老財政的支付風險。這顯然有利于國家穩定，符合國家利益。但延遲退休會給人帶來一種個人利益受損的錯覺。那么就要建立激勵機制，讓多繳費就能多領取養老金這個原則制度化。如此，延遲退休制度才會減少推行阻力。

而今，如果該制度要實施，那么絕大多數70后、80后將會成為這項決策的第一批被影響人群。而要說服這個群體，必須有理有據，不能再“我說你聽”或者“我不說，你隨意”。尹蔚民部長一語激起輿論千重浪，這是一種民意提示：推行延遲退休必須慎重，在啟動時機、基金管理、制度設計、相關法律以及社會的接受程度等方面都要有所考量。推進這項公共決策，必須先聽取多維度民意，在回應輿論質疑的時候，相關部門絕不可再猶抱琵琶半遮面，要經得起圍觀。

昨日，全國人大代表、格力電器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陳偉才在分組審議中針對目前存在非警務活動過多、民警長期加班得不到休息等現狀，提出國家層面出臺規定減少非警務活動，工齡滿30年的民警可以提前退休。（3月10日《南方都市報》）

“有困難找警察”，這不僅僅是公安部提出的為人民服務的口號，更是老幼皆詳的一句溫暖話語。即使面對啼笑皆非的“雞鳴狗跳”之事，百姓有求，警察如果不管，會讓百姓對這個社會、政府有何看法？更令警察這個職業情何以堪？

事實上，《人民警察法》明確規定警察必須履行社會救助義務、解決糾紛的義務、及時查處報警案件義務、搶險救災義務、參加社會公益工作義務。履行這此義務又由法律、法規賦予警察的行政處置權、行政強制權、行政處罰權及緊急狀態處置權給予保障，而這些權力是其他社會職能部門所不具備和擁有的。

同時，我們又不難發現，近年來百姓對于管到廁紙上的警察并不存有太多的好感，究其背后的主因，關鍵問題還是政府部門在依法行政執法時缺乏應有的底氣，懼怕直面群眾，必須要警察“護法”才敢于執法，這是種悲涼，更是警察角色的背棄。另一方面，我國在大力提倡依法治國的大環境下，14億人口卻只有280萬警察，這遠遠低于發達國家標準，這個比例別說非警務活動，就是正常的警務工作也舉步維艱。

所以，代表的建議初衷是好的，讓警察能夠有充足的時間來休息，但面對依法治國還在路上的現狀，顯然減少非警務活動只能是個偽命題。要想真正讓警察減負，一方面必須按規定配足警力，提高警察待遇，讓警察能夠有充沛的精力和干勁更好地為人民服務；另一方面有賴于政府部門依法治國觀念的跟進，不能總停留在行政執法為大的理念，要懂得如何依法行政，如何與百姓打交道，如何設身處地為百姓去解決問題，只有這樣才能擺脫沒有警察到場就難以執法的舊思維，才能讓警察真正喘口氣、歇歇腳。

“很多部門去依法執法都寄望于有警察護著他執法，再多的警察都不夠用。城管執法都要警察協助。”昨日，全國人大代表、格力電器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陳偉才在分組審議中針對目前存在非警務活動過多、民警長期加班得不到休息等現狀，提出國家層面出臺規定減少非警務活動，工齡滿30年的民警可以提前退休。（3月10日 《南方都市報》）

根據統計，1997年全國的警察為100萬人左右，而如今的警察數量已經達到200萬人。從這個方面而言，之所以警察人數大幅度增加，與社會發展態勢相適應，全社會對警力的需求更加迫切。尤其是，像協助執法、處理家庭糾紛等非警務活動日益增多，占據了警察不小的工作比例，無形中增加了警察的工作壓力。

應該說，陳偉才代表提出的減少警察的非警務活動，確實能在一定程度上減少警察的工作量。通過這種方式，警察可以對工作進行甄別，只要不屬于警務活動范疇的，就可以排除在工作職責之外。將精力投入到警務活動中，在減輕警察工作壓力的同時，還可以更好的搞好警務活動，提高警務工作質量。不過，減少警察的非警務活動，并不是簡單易行的，還面臨著社會認識上的障礙和掣肘。

現實中，“有困難找警察”已經成為一種認識常態。在每個人的內心里，警察的職責是什么？相信大家都會認為警察就是扶危解困的，只有面臨困境，才會想到需要警察的幫助。于是，像找鑰匙、調解鄰里糾紛等等雞毛蒜皮的小事，都是群眾面臨的困難，都成為了警察的工作內容。即便，這些工作內容并非警務活動，但在全社會的認識中，并不會認識到警務與非警務活動的區分，有困難自然會找警察解決。

尤其是，110報警服務平臺的使用，更讓公眾頭腦中“有困難找警察”的思維根深蒂固。只要遇到了困難，大部分人都會習慣性撥打110，尋求警方的幫助，這已經成為了一種社會共識。在一些地方，有人甚至會撥打110，請求警方幫助尋找丟失的寵物狗。于是，甚至有人戲稱，警察不僅要管“人事”，而且要管“狗事”，從中不難看出警察在人們心中，已經成為了無所不能的“大管家”。

事實上，嚴格區分警務活動與非警務活動，能夠讓警察各司其職、做好本職工作。但是，糾正當前的社會認識卻更加迫切和現實，尤其是要克服“警察萬能”觀念，不能遇到什么困難都找警察。假如，在公眾的思維中，明確了警察的職責范疇，只對警務活動尋求幫助，無疑是緩解警察工作壓力的最優選擇。

根本上，警察的工作壓力非常之大，亟需找到釋放壓力的渠道和途徑。在區分警務與非警務活動的同時，還需要讓這種工作性質區分滲入到社會認識中，讓每個人都能知道警察到底應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才能真正讓警察不再為非警務活動而分心。

“很多部門去依法執法都寄望于有警察護著他執法，再多的警察都不夠用。城管執法都要警察協助。”3月9日，全國人大代表、格力電器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陳偉才在分組審議中針對目前存在非警務活動過多、民警長期加班得不到休息等現狀，提出國家層面出臺規定減少非警務活動，工齡滿30年的民警可以提前退休。(3月10日《南方都市報》)

陳偉才在公安工作了20多年，對警察身處的困境很了解，如他指出的，現在警察壓力大，有很多部門依法執法都要警察護著。據調查，有8成受訪警察都認為非警務工作過多或者太多，有3成民警每周工作時間中有2-5成精力要處理非警務活動，還有3成人認為自己每周要花5-8成工作時間處理非警務。

本來各司其職，警察只要做好自己本職便罷了，但很多非警務活動都變成了警察的份內之事。當然，這從為民眾服務方面來看，并非壞事。這一方面也在于公眾對警察的信任，人們習慣于“有事，有困難，找警察”，雖然很多事情都不是在警務范疇內，如幫老人開門，調解鄰里、夫妻糾紛等等，但警察作為維護社會秩序的衛士，本來就應該力所能及地幫助民眾;另一方面，那些解民憂、解民困的非警務活動也完全可以視為是警察職責范圍之內的事情，比如幫助老人，調解鄰里糾紛、夫妻矛盾，其實都是社會治安范疇，都是為了維護社會治安，為了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而這正是警察的神圣職責。

就算是城管執法要警察協助，也是如此，也是為了防范突發事件，為了維護社會秩序。只是這些政府部門在依法執法時讓警察參與，也從一個側面讓人看到現在一些民眾對于政府部門執法并不是很支持，一些政府部門的公信力過低，讓他們雖然是依法執法，卻也膽怯畏縮，非得讓警察保護;另外，一些政府部門好請警察協助，也是一種偷懶的想法，讓警察“沖鋒陷陣”，自己在后方坐享其成。

警察成了萬金油，似乎哪里都缺不了他們，這在民眾來說，是一種信任，但對一些政府部門來說，卻透露出了自身公信力的式微，而官民之間的隔閡與矛盾立顯。

除了動輒請警察現身協助，甚至還有政府冒充警察以唬弄民眾的事情，如黑龍江省佳木斯市市政府，因為每年上訪告狀的人太多，就在市政府內私設派出所，讓政府機關保衛人員都著警服、佩警銜冒充警察來嚇唬上訪民眾，這一冒充就是十多年。

一些政府部門公信力下降，只有通過警察來幫助自己正常執法，甚至只是為了讓警察來保障自身安全，這顯得很可悲。政府部門應該反省自身問題，盡快重拾公眾信任，要明晰各部門權責，不可過度借助、依賴警力。政府部門有事沒事就找警察，最終會將自己變成扶不起的阿斗，進而進一步喪失依法行政能力，也就會讓警察累出病來，而自己則閑成“廢人”，擱置與荒廢了自己的公信力與能力，也會透支警察的公信力，可謂有百害無一利。

3月9日，劉云山在湖南代表團參加審議。他指出，要彰顯選人用人的好風氣，遏制形形色色的潛規則、大大小小的關系網、“劣幣驅逐良幣”的逆淘汰，推動形成風清氣正的從政環境。（3月10日 《人民日報》）

潛規則、關系網等，是選人用人中的負能量，一直為干部群眾所詬病。這些“病毒”一旦橫行起來，會污染干部隊伍，破壞政治生態，想恢復就要付出很大代價。所以，劉云山強調，在選人用人中遏制這些“污染物”，就是為了從源頭上凈化政治生態。其中，“劣幣驅逐良幣”的逆淘汰尤其值得警惕。

“劣幣驅逐良幣”是什么呢？它是指當一個國家同時流通兩種實際價值不同而法定比價不變的貨幣時，實際價值高的貨幣（良幣）必然要被熔化、收藏或輸出而退出流通領域，而實際價值低的貨幣（劣幣）反而充斥市場。對比選人用人的過程，“劣幣”比作差干部，“良幣”比作好干部，如果差干部比好干部更容易被提拔，那么就會出現“差干部驅逐好干部”的現象。

其實，“劣幣驅逐良幣”的發生，并非優勝劣汰的結果，而是消費者的好惡導致的。消費者喜歡保留儲存“良幣”，使用“劣幣”進行市場交易、流通，自然會導致兩種不良現象產生。一是“良幣”被雪藏起來，沒有在市場流通，發揮不出使用價值；二是“劣幣”在市場上越來越多，“良幣”的生存空間就越來越小，最終被淘汰掉。

同理，踏實肯干的好干部與投機取巧的差干部，二者本來有優劣之分，照理說好干部應該先被提拔，但選人用人者偏偏要提拔差干部，那么好干部就會越來越沒“市場”。究其原因：一方面，好干部干了也白干，就慢慢也不愿干了；另一方面，一些投機取巧的干部，熱衷于拍馬屁、跑關系，反而更受領導歡迎，必然導致其他干部爭相效仿。如此一來，老實人越來越少，為官不為者越來越多，官場風氣就會越來越壞。所以，劉云山才指出，要彰顯選人用人的好風氣，遏制“劣幣驅逐良幣”的逆淘汰，推動形成風清氣正的從政環境。

因此，組織部門必須把好選人用人關。既不能放過“劣質者”進入干部隊伍，在崗位上無所作為，更不能好壞不分、優劣不辨，使干部隊伍“烏煙瘴氣”。從近幾年來看，中組部帶領各級組織部門，采取了不少硬碰硬的行動，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比如，實施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制度，并在全國范圍內開展抽查核實工作；落實配偶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員任職崗位管理辦法，嚴格執行“裸官”清理；對干部人事檔案分級、分批展開系統專項審核，向干部人事檔案造假亂象“亮劍”，等等。

然而，遏制“劣幣驅逐良幣”的逆淘汰，僅靠組織部門發力還不夠，各級領導干部都要帶好頭，立正身、講原則、守紀律、拒腐蝕，把全面從嚴治黨落到實處。從而營造出風清氣正、公道正派的良好環境，實現政治生態“山清水秀”。?

“很多部門去依法執法都寄望于有警察護著他執法，再多的警察都不夠用。城管執法都要警察協助。”全國人大代表、格力電器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陳偉才在分組審議中針對目前存在非警務活動過多、民警長期加班得不到休息等現狀，提出國家層面出臺規定減少非警務活動，工齡滿30年的民警可以提前退休。（3月10日 《南方都市報》）

如今是社會轉型期，也是各種矛盾凸顯期，廣大公安干警工作忙，壓力大是不爭的事實。而且，民警在為其它執法部門“護法”、參與拆遷、截訪等“非正業”中，浪費大量精力，也是客觀實際。適當的給公安民警減負，提升民警的幸福感是社會的普遍共識。但減負不等于將民警的職責局限于“打擊犯罪，保護人民”，更不是甩掉所謂的“非警務活動”的包袱。

其實，處理鄰里糾紛、小額經濟糾紛等事物，是更廣義的警務活動。生活中，大多數人和陳偉才委員一樣，簡單的認為，警察的責任就是打擊犯罪，保護人民。警察從事其它活動就是在不務正業，會影響到打擊犯罪這個主責。時刻牢記“保平安、保穩定”這個主責沒錯。但社會在發展，時代在進步，警察也該深度參與到社會管理中去。比如，通過將鄰里糾紛、小額經濟糾紛，化解矛盾于無形。

事實上，也只有與時代同步，才能真正做到保平安。試想，對全社會來說，及時排解矛盾隱患，做到“治未病”，豈不比“小問題釀成大后果”更有效，更在保護群眾的平安？因此，警務部門一定要摒棄“警察要多管人事，少管狗事”的心態，絕不能再抱著“老黃歷”定義非警務活動了。相反，應該深入的參與到社會管理中去，不斷豐富警務工作的內涵與外延，讓警務工作與社會發展“同頻共振”，真正的保平安。

當然，拋棄對非警務活動固有的成見，并不等于非警務活動是一個筐，一切工作都照單全收。相關部門一定要把是否有利于社會治理，當成一面鏡子。對有利于社會長治久安的排解鄰里糾紛、夫妻不和，小額經濟糾紛等納入到主業中去。而對參與拆遷、截訪等傷害群眾利益的活動，則要堅決去除。同時，在重新定義非警務活動的同時，相關部門更要積極落實漲工資、延長帶薪休假等福利待遇，不能讓干警“流汗又流淚”。唯有如此，才能讓警務工作跟上時代的步伐，真正的保平安。

9日，全國人大代表、南開大學校長龔克接受記者采訪。在談到高校去行政化時他表示，在校長后面加注副部級是件丟人的事，希望教育去行政化加速進行。同時，他表示中國的政治體系里，過去從大學走到政府部門相對較少，樂見更多大學校長走向仕途。（3月10日 《新京報》）

應該說，在校長后面標注副部級，是教育行政化的鮮明烙印。在教育行政化語境下，校長不僅是“傳道授業解惑”的學者，更是一名可以隨意發放行政指令的教育官員。也正是部分教育官員，不遵循教育規律“外行領導內行”，極大的扼殺了學生的創造性和科研的活力，造成我國高等教育嚴重滯后，備受社會詬病。真正在內心反對教育行政化的人，都會和龔校長一樣，對這樣的標注不舒服。

出于對教育行政化的厭惡，公眾也連帶性的反對“校長入仕”。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說，校長也是教育行政化的犧牲品---在走上行政崗位后，許多校長被繁雜的行政指令禁錮，忙于“案牘勞形”，丟掉了科研、教學等看家本領。而且，有些科班出身的校長，既能在環保、醫療、衛生等領域高屋建瓴，也善于在政策面找到社會的最大公約數，本身就是社會的稀缺品。讓他們入仕，也是在為社會謀福祉。

其實，教育去行政化與校長入仕，并不矛盾。教育去行政化要打破的是，校長們忘了自己學者的身份，反而帶上官員的名片，最終淪為名利的奴仆；教育官僚與老板們“勾肩搭背”，出入會所酒店，最終滋生腐敗深陷圇圄；學校內部的行政化、官僚化，對學術氛圍、思想活力和學生創造力的禁錮。最終解放教育，釋放活力。而我們鼓勵更多學者走出去，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為社會做更大的貢獻，也是在釋放教育的活力。因此，兩者看似相向而行，實則殊途同歸。

事實上，打破教育行政化壁壘與“校長入仕”，應該是教育改革的雙通道。一方面，相關部門應盡快出臺政策，促進教育去行政化改革破題，解除象牙塔的行政束縛，最大限度的釋放教育活力。另一方面，要推倒橫亙在高校與社會之間的“人才墻”，讓高校與社會之間的人才交流更順暢。唯有兩點同時發力，才能既有利于社會的發展，又能推動教育改革向縱深發展。

全國人大代表釋永信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建議，規范佛教網絡詞條，將佛教網絡百科詞條、貼吧等的編輯權限歸還給宗教界或專門學術研究機構。釋永信說，一些文學、藝術、影視、歌曲、廣告作品中不時出現戲謔、譏諷、丑化僧尼的現象，比如“網絡神曲”《法海你不懂愛》，惡意詆毀唐朝著名的法海禪師。（3月10日新華網）

釋永信指出的“佛教網絡詞條混亂”，我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網絡亂象肯定存在，“佛教網絡詞條混亂”也需要加以治理。不過，釋永信代表舉例說，“網絡神曲”《法海你不懂愛》，惡意詆毀唐朝著名的法海禪師。我以為沒那么嚴重。

文學藝術作品在尊重史實的基礎上，進行一定的藝術加工情有可原。僧尼作為文學、藝術作品中的藝術形象，或多或少都會被進行一些藝術加工，這也是藝術創作的需要。大家熟悉的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記》，電視劇《濟公》是這類影視文學作品的代表。事實上，唐僧也好，濟公也罷，都是深入人心、深受人們喜愛的藝術形象。

當然，也有一些僧尼的形象不太受人歡迎。比如，釋永信代表提到的法海和尚，就是其中之一。法海的形象被毀，不能完全怪罪于《法海你不懂愛》，若要較真起來，應該找《白蛇傳》作者打官司。

提到《白蛇傳》，不得不多啰嗦幾句。作為中國四大民間傳說之一，《白蛇傳》所表達的，是我國古代廣大人民對人性解放的渴望，《白蛇傳》塑造的主要人物形象白娘子、許仙、法海，不僅在我國家喻戶曉，在海外也有著很大的影響。《白蛇傳》中所描寫的大量古代傳統習俗，是中國民俗文化信息最為豐富的口頭遺產之一。這也是《白蛇傳》被列為中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主要原因。

回到被釋永信代表抨擊的《法海你不懂愛》這首神曲，似乎也沒有詆毀僧尼的意思。《法海你不懂愛》這樣唱道：“你為什么不同意我們的愛，你不想讓我們幸福嗎？自由自在，一生難得真誠的愛，你想遵循你的道理，你不愿意聽我們說，法海你不懂愛，雷峰塔會掉下來……，但你不了解我，一千年我不停的改變，想努力地做好人，我在人間找到我的愛……”這首神曲其實要表達的還是《白蛇傳》所表達的人性解放，只不過是換了一種表達方式，根本沒有詆毀僧尼的意思。說得直白一點，也就是讓大家樂一樂，僅此而已。

宗教文化無疑應當受到尊重，網絡亂象應當治理。釋永信提交《關于尊重宗教感情，規范佛教網絡用語的建議》很有必要。不過，釋永信代表也不必對一首神曲如此較真。一者，神曲《法海你不懂愛》的本意似乎也不是與僧尼過不去，這種“惡搞”說白了就是“鬧著玩”而已。二者，佛家向來慈悲為懷，對于包括網絡神曲在內的文學藝術作品中的僧尼形象問題，不妨一笑了之。較起真來，反而讓人覺得釋永信大師情商不夠高，甚至沒有出家人“慈悲為懷”的雅量。

行文至此，想到唐代佛教禪宗祖師慧能的《菩提偈》：“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釋永信代表，您對前輩的觀點不會不認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