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日,全國人大代表、南開大學校長龔克接受記者采訪。在談到高校去行政化時他表示,在校長后面加注副部級是件丟人的事,希望教育去行政化加速進行。同時,他表示中國的政治體系里,過去從大學走到政府部門相對較少,樂見更多大學校長走向仕途。(3月10日 《新京報》) 應該說,在校長后面標注副部級,是教育行政化的鮮明烙印。在教育行政化語境下,校長不僅是“傳道授業解惑”的學者,更是一名可以隨意發放行政指令的教育官員。也正是部分教育官員,不遵循教育規律“外行領導內行”,極大的扼殺了學生的創造性和科研的活力,造成我國高等教育嚴重滯后,備受社會詬病。真正在內心反對教育行政化的人,都會和龔校長一樣,對這樣的標注不舒服。 出于對教育行政化的厭惡,公眾也連帶性的反對“校長入仕”。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說,校長也是教育行政化的犧牲品---在走上行政崗位后,許多校長被繁雜的行政指令禁錮,忙于“案牘勞形”,丟掉了科研、教學等看家本領。而且,有些科班出身的校長,既能在環保、醫療、衛生等領域高屋建瓴,也善于在政策面找到社會的最大公約數,本身就是社會的稀缺品。讓他們入仕,也是在為社會謀福祉。 其實,教育去行政化與校長入仕,并不矛盾。教育去行政化要打破的是,校長們忘了自己學者的身份,反而帶上官員的名片,最終淪為名利的奴仆;教育官僚與老板們“勾肩搭背”,出入會所酒店,最終滋生腐敗深陷圇圄;學校內部的行政化、官僚化,對學術氛圍、思想活力和學生創造力的禁錮。最終解放教育,釋放活力。而我們鼓勵更多學者走出去,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為社會做更大的貢獻,也是在釋放教育的活力。因此,兩者看似相向而行,實則殊途同歸。 事實上,打破教育行政化壁壘與“校長入仕”,應該是教育改革的雙通道。一方面,相關部門應盡快出臺政策,促進教育去行政化改革破題,解除象牙塔的行政束縛,最大限度的釋放教育活力。另一方面,要推倒橫亙在高校與社會之間的“人才墻”,讓高校與社會之間的人才交流更順暢。唯有兩點同時發力,才能既有利于社會的發展,又能推動教育改革向縱深發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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