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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主流媒體對待《查理周刊》漫畫的態度,也是對美國主流社會保守價值觀的一次確認。在保障言論自由權利之外,無論是媒體還是公眾,慎重行使言論自由的權利,尊重與包容不同的信仰,當是更加積極,也更為可取的方式。“自由與激進”、“自由與保守”的不同組合,導向和結果將大為不同。】

      《查理周刊》遭遇恐怖襲擊事件,讓世界打開了一個反思言論自由與宗教信仰的窗口。

      現在,這場反思進入第二個富有爭議的回合。要不要刊發《查理周刊》諷刺伊斯蘭漫畫,《紐約時報》等美國主流媒體表現出另一種旗幟鮮明的立場——支持《查理周刊》的言論自由,但并不支持《查理周刊》的表達方式。

      這一回合的反思,已經超越了簡單地支持言論自由立場,而將問題引入一個新的場域,當代社會該以什么樣的言論對待宗教信仰。像《查理周刊》這樣激進的表達方式,是否更有利于當代社會不同信仰、不同族群的人們形成和諧的共同體?為了社會有個更好的未來,在堅持言論自由的基礎上,還應該持有怎樣的立場。

      不發《查理周刊》漫畫,體現美國社會保守價值觀

      美國媒體何以不認同《查理周刊》的漫畫風格?解答這個議題,托克維爾或許是最佳人選。

      托克維爾出身于法國貴族,在他的時代,法國大革命已經遠去,而美國作為一個新興國家正在崛起。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和對新興美國社會的考察,讓他給后世留下了《舊制度與大革命》和《論美國的民主》兩本巨著。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托克維爾深刻反思了法國大革命中的激進主義;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托克維爾通過對美國制度與民情的考察,發現了美國主流社會重視公共秩序、愛好和平與穩定的保守習性。

      置于文化和歷史的維度之中,其實不難發現,托克維爾所闡述的法國的激進主義和美國的保守習性,至今仍然深刻地影響著這兩個國家的政治、社會,乃至公共輿論,延續于當下《查理周刊》事件的爭議。

      8日,在襲擊事件發生的第二天,《紐約時報》刊發專欄作家David Brooks文章——“我不是查理”,文章說,“如果他們在過去二十年里試圖在任何一所美國大學校園出版他們的諷刺性報紙,其生存時間將不會超過30秒。學生和教職員工團體將會指責報紙煽動仇恨言論,管理方將切斷資金來源,關閉這些報紙。”

      David Brooks所言非虛,美國信仰市場極其開放,但在對待信仰、種族等問題上,主流社會和主流價值觀也同樣講究政治正確,非常保守。如果有政治家或者名流發表種族、信仰、性別歧視的言論,往往都會招致輿論一致討伐,付出沉重代價。

      但是,需要說明的是,在美國發表褻瀆宗教言論,并不構成犯罪,其受到的主要是來自社會的抵制和制裁。

      像《查理周刊》這樣出格的表達方式,在美國也不乏先例。2012年9月,美國有部影片《穆斯林的無知》因涉嫌褻瀆伊斯蘭教先知而引發爭議和沖突。在“9·11”事件11周年當天,一些伊斯蘭國家爆發了激烈的反美示威,美國駐埃及和利比亞班加西的使領館遭到抗議者襲擊。

      但是,美國政府并不認為該影片構成了褻瀆犯罪。奧巴馬2012年9月底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言時宣稱,美國法律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也保障言論自由,美國不禁止褻瀆他們最神圣的信仰的言論。當然,這部電影的制作方最終也沒有好下場,但罪名不是因為言論,電影導演兼制片人納庫拉·巴奇萊因涉嫌違反保釋條例在洛杉磯被捕。

      法律只是劃定了不可突破的底線,而社會則可以有更加積極的要求。美國社會的保守使褻瀆宗教的言論很少出現,也決定了其主流媒體在尖峰時刻,不憚于表明自己的立場。

      激進主義仍影響著法國政治生活

      另一方面,法國的激進主義政治傳統其實并沒有隨大革命而去。至今,法國政治生活中,激進主義仍然有不小的影響力。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超越意識形態的區分,法國一些比較有影響力的政黨皆是激進主義政黨的底色。

      《查理周刊》被公認為一份極左翼雜志,同時也是一份激進的雜志。其能夠在法國存在20余年,離不開這樣的一種政治與社會氛圍。

      這種政治與社會的激進主義,在當今美國政治生活中,幾乎看不到。近年興起的茶黨,也是一家保守主義色彩濃厚的政黨。這當然不是說,激進主義是法國政治和媒體的主流,而是相對于美國、英國等社會的保守而言,其激進的風格又過于明顯。

      因而,美國主流媒體對待《查理周刊》漫畫的態度,也是對美國主流社會保守價值觀的一次確認。而這一爭議事件說明,查理周刊遭恐怖襲擊所揭開的宗教與自由的文明沖突,已經不僅僅是過去的地緣政治問題,同時也是各國社會內部的價值沖突問題,并引發各國開始反躬自省。

      來自社會內部的極端勢力的挑釁,是很多國家面對的新問題。對極端勢力需要堅決打擊,但是,在打擊和反對極端勢力的同時,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要避免因此而擴大本社會內部的族群分裂。因此,在保障言論自由權利之外,無論是媒體還是公眾,慎重行使言論自由的權利,尊重與包容不同的信仰,當是更加積極,也更為可取的方式。“自由與激進”、“自由與保守”的不同組合,導向和結果將大為不同。

      □于德清(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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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讀:最新一期的法國諷刺漫畫雜志《沙爾利周刊》刊登了一組名為《法國仍然沒有遭遇恐怖襲擊》的漫畫。創作者肯定不會想到,這種狀況很快會被刊登漫畫的雜志社改變。幾天之后,也就是當地時間1月7日,針對該雜志的槍擊造成包括主編在內的12人死亡,成為半個世紀以來法國最嚴重的襲擊案。

      為什么會是這家雜志社

      卜永光

      證據很明顯,這是伊斯蘭武裝分子制造的恐怖事件。不過,正如幾個月前曾宣稱“法國面臨歷史上最嚴重恐怖威脅”的奧朗德總統所說,這也是一起“特殊的暴恐事件”,它與近年來世界各地頻發的諸多暴恐案例有很大不同。

      其一,這是一起針對特定目標的報復襲擊。襲擊者曾在現場高喊“我們已為先知復仇”。與當前恐怖襲擊大多針對無辜平民不同,至少在襲擊者看來,此次事件中“罪與罰”的邏輯直接而清楚。雖然12名受害者已付出了生命代價,但襲擊者甚至眾多穆斯林依然會認為,由于被襲擊雜志社曾經發表了諷刺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畫,伊斯蘭世界首先也是“被侮辱與被損害的”;雖然文明世界中的任何一個理性個人都不會贊成暴恐行徑,但可能還是會有人私下產生“出來混,總是要還的”之類的想法。

      其二,這是一起兼具刑事案件和恐怖襲擊雙重特點的事件。與一般暴力犯罪不同,恐怖主義通常具有明確的政治目的,往往是出于所謂的“國仇”而不是“家恨”或個人恩怨實施行動;通過人體炸彈等進行自殺式襲擊是其慣用手段。此次暴恐事件卻更像一起刑事犯罪。工具是AK47步槍和火箭彈發射器,行動不是為了警告法國政府,而是為了干掉在其看來侮辱過神圣先知的幾個編輯和漫畫家;除了三名嫌犯共同行動,整個作案過程類似于美國時常發生的校園槍擊案。

      其三,制造事件的是一群相對“理性”的襲擊者。襲擊發生前,針對《沙爾利周刊》關于法國沒有恐怖襲擊的論斷,極端分子甚至通過網絡不無幽默地回應稱:“等著看吧,到一月底前都來得及送出我們的新年祝福。”雖然尚無法確認有“血色幽默感”的回應者就是此次事件中的襲擊者,但與腦中只有“雞血”、心中只有抽象目標、近于無意識“僵尸”的多數恐怖分子不同,襲擊者顯然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如果說多數恐怖襲擊都更像“僵尸大戰植物”的游戲,那么襲擊者及其同情者眼中的此次事件,則可能更像另一款名為“憤怒的小鳥”的游戲:為了報復偷走鳥蛋的肥豬們,鳥兒“有理由”攻擊肥豬們的堡壘。

      法國“特殊暴恐事件”警告世人,恐怖主義與刑事案件之間并沒有完全涇渭分明的界限,也未必全都需要恐怖組織精心培訓和被洗腦后的“圣戰分子”才能實施。傾向于用極端手段解決問題但具有基本理性的普通人群,也可能游走于恐怖主義與暴力犯罪之間,制造各種形形色色的“準恐怖主義”,從而讓各國的反恐形勢變得更加復雜。

      事件發生后,紐約等地爆發了聲稱支持“言論自由”的“我是沙爾利”游行。但這一事件也應該讓人們反思言論自由的邊界問題。嚴復曾將“自由”一詞譯做“群己權界”,精當地表達了自由必然涉及個人與群體,以及群體與群體之間的權利分界問題。當言論傷害到其他群體的信仰和感情時,它是否已經超越了自由的“權界”,因而應當受到必要的限制?

      無論此次恐怖襲擊有多少特殊性,當襲擊者扣動AK47的扳機時,他們已經站到了文明世界的對立面。兩個月前,法國國會剛剛通過了反恐法草案。盡管襲擊者被審判時可能趕不上該法案的正式生效,且因法國已經廢除死刑而不會被“血債血還”,他們還是應當受到法國刑法的嚴厲懲罰。

      圣戰與反恐

      孫興杰

      法國一夜之間成為全球反恐的焦點,在《沙爾利周刊》編輯部遇襲之后不到24小時又有兩名警察遇襲。于法國政府來說,這是恐怖襲擊,事件發生之后,法國政府提高了反恐級別;于發動襲擊的人來說,這是捍衛信仰的圣戰。當圣戰遇到反恐的時候,一場沒有結果的戰爭就開始了,也是一場沒有贏家的戰爭。

      法國近年來成為恐怖襲擊的主要目標,在法國發生的恐怖襲擊占歐盟的四成以上,毫不夸張地說,法國面臨著恐怖襲擊的“十月圍城”,巴黎,這座世界之都,也被稱為“巴黎斯坦”。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倫敦、馬德里等地,歐洲成為反恐與圣戰的新戰場。尤其是在“伊斯蘭國”興起之后,取代基地組織成為新的圣戰中心。來自歐洲各國的志愿者超過3000人,尤其是法國、英國、德國公民成為“伊斯蘭國”武裝分子的重要來源。這些武裝分子回國之后成為發動恐怖襲擊的恐怖分子,除了法國之外,加拿大等國也成為恐怖襲擊的目標。換句話說,恐怖主義已經不再是中東的“專有”標簽,而變成了隱匿于全球角落的恐怖主義網絡。這是一個恐怖襲擊的黑色帝國,反恐與圣戰成為沒有“楚河漢界”的戰爭。

      圣戰與反恐,從字面來看,這幾乎是難以相容的兩種力量,都帶有強烈的道德優越感。言論自由是歐洲自由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卻受到域外或者異己力量的審查。于穆斯林而言,先知或者信仰遭到褻瀆,暴力只是捍衛信仰的一種手段。在這場圣戰與反恐的較量中,歐洲成為被威懾的對象,恐懼感使很多媒體放棄了諷刺性的文字或者漫畫;而穆斯林則讓自己郁積于胸的屈辱感以暴力的形式發泄出來。

      《沙爾利周刊》的悲慘遭遇意味著“文明沖突”已經超出了亨廷頓的預期,不是中東政體與歐洲博弈,而是歐洲內部出現了文明的斷層線。前往敘利亞的穆斯林們,他們在法律上是歐洲國家的公民,但是在心理與信仰上卻是伊斯蘭世界的,“身在曹營心在漢”,在同一個國家內部出現了“敵-我”的分化,這既是國家內部整合機制的失敗,也是歷史積怨難消的明證。二戰結束之后,歐洲一片廢墟,不僅缺錢,也缺勞動力,馬歇爾計劃解決了資金問題,歐洲國家從中東、北非大量引入“客籍勞工”,前后持續了幾十年,這些移民的規模達到百萬。在很多歐洲城市都有穆斯林社區,遺憾的是,雖然移民已經有幾代了,但是心理界限卻沒有彌合。穆斯林的生育率較高,但是很難融入主流社會,青年穆斯林失業率高,難免產生怨恨。他們也是進不了自己的國家(法律意義上的),回不去心中的故土(信仰上的)。

      當“伊斯蘭國”興起之后,成百上千參加圣戰的歐洲穆斯林使歐洲陷入了一場“內戰”,作為回應,歐洲各國的極右翼政治勢力興起,尤其是法國勒龐領導的“國民陣線”有強烈的排外思想。《沙爾利周刊》事件進一步激化了法國國內的反穆斯林的思潮,而勒龐是一個“站在權力門口”的女人,如果她入主愛麗舍宮,法國恐怕真會朝著“巴黎斯坦”的方向滑落。這代表了歐洲政治發展的潛在的隱憂,極右翼勢力和穆斯林之間需要實現和解,更重要的是二者之間的矛盾與摩擦要“去意識形態化”,就事論事的處理方式是消解圣戰與反恐所附帶的極端性的關鍵所在。

      歐洲人打了幾百年宗教戰爭,最終認識到世俗化、政教分離是和平之路,寬容是多元信仰和平共存的沒有選擇的選擇。

      法國諷刺漫畫雜志《查理周刊》位于巴黎的總部遭武裝分子襲擊,包括周刊主編在內的至少12人死亡,多人受傷。法國總統弗朗索瓦·奧朗德把這起事件定性為恐怖襲擊。

      這是法國本土40年來遭遇的死亡人數最多的恐怖襲擊,更引起了世界性的恐慌。襲擊者有“圣戰”經歷,曾因此判刑,但他們操著流利的法語,有法國國籍。如果效力于極端組織,這種公民身份之獲取,說明恐暴的滲透已經非常厲害;如果公民身份名副其實,說明暴恐的情緒已經相當敏感。如此輕易被激怒,何處會沒有危險?

      這更是一場人類的災難。如果說有宗教、文明、歷史的極端情愫,那么在這起事件中,就已演變為日常生活狀態,在街邊巷角、茶館餐廳里潛藏。漫畫諷刺可能讓人不快,但充其量是紙面上的紛爭,血腥施暴太意想不到,讓人不寒而栗。這不同于歷史上的宗教殘害、政治屠殺,也有異于慣常的恐怖組織襲擊,慘案在社區間發生,猝不及防,就像生命開的一出玩笑。

      這種“街頭暴恐”,在文明、種族碰撞融合的歷史中,曾不斷上演。美國拓荒時代有以族群為單位的幫派、社區斗爭,也經歷過漫長時期的種族隔離。法國歷史上出現過著名的反猶浪潮“德雷福斯事件”,追根溯源,不外乎族群矛盾的激化。今天,“文明沖動”又在上演,文明上的解答越來越復雜,但沖突在移民浪潮中放大,這畢竟是一個可以觀察的客觀事實。

      二戰以后,歐洲國家開始出現大規模移民潮,英、法、德步美國之后,開始成為移民大國。族群矛盾也隨之上演,大小紛爭不斷,血腥襲擊是痛苦的高點。移民,加快了不同文明、宗教、民族因素的碰撞;融合,則是在國家法律平等對待下,實現國民身份的統一,實現國民文化下的團結與凝聚,宗教、民族的差異逐步退居“亞文化”的層次,真正止于口角之爭。反觀眼下,歐洲移民與當地主流社會的“不和諧”,就已經日益凸顯為嚴重的社會和政治問題。

      廣泛的遷徙、融合,在世界范圍展開,全球化時代,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遷徙的加劇,矛盾、摩擦與緊張隨時在出現,融合如果還等待時間去實現,成為一段“歷史進程”,悲劇注定將無法消受。也許眼前并不都是陰影,《查理周刊》遭襲發生前,德國有多個城市正陷入“反伊斯蘭化”漩渦之中,德總理默克爾發表聲明指出:“我們必須旗幟清晰地表明,我們的社會容不得任何右翼極端主義、反猶太主義及對外國人懷有敵意的思想。”令她欣慰的是,德國境內上街指摘煽動種族主義的人數遠甚于其支持者。

      在世界上很多地方,不同族群的融合并非始終一帆風順,這個過程可能是曲折、艱難的,甚至會出現反復乃至發生激烈的沖突。但我們應當清楚地看到,多元和融合是現代性不可逆轉的大勢。應當堅定,封閉、歧視和被激怒之下的暴恐,都已經是局部的一己之私。出路只有一條,保障自由遷徙的權利和實現更深度的融合,這需要政治智慧。

        非常評

      1月7日中午11時30分,法國巴黎第十區《查理周刊》編輯部發生恐怖襲擊:兩名持槍歹徒(還有一名在樓下望風)闖入《查理周刊》編輯部,朝正開周會的編輯、記者和畫家們掃射,隨后沖下樓去,乘車逃逸,在編輯部內和路上共打死警察2人,平民10人,并打傷多人,制造了自二戰結束以來,巴黎傷亡最慘重的一次恐怖襲擊。

      以暴力對抗宗教沖突是惡性循環

      【一些極端宗教團體必須從這種以受害者自居、無法接受多元文化、多種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并存的誤區中解脫出來,否則惡性循環會愈演愈烈。】

      《查理周刊》是一家深左翼政治周刊,創刊于上世紀60年代,定型于70年代,以政治諷刺漫畫著稱。2006年2月,該刊首次刊出諷刺穆斯林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畫,引來法國穆斯林、尤其原教旨穆斯林的不滿,2011年該報不顧威脅刊出諷刺穆罕默德漫畫,甚至將報頭改為“沙利亞周刊”,結果編輯部被焚燒。就在此次事件發生前兩天,該刊剛剛刊登過一幅諷刺ISIS的漫畫“不許諷刺”。

      諷刺宗教先知是否合適,在法國和歐洲本是爭議性話題,但僅就法國法律規定而言是合法的。2011年11月,法國法庭就曾駁回兩個穆斯林團體的控訴,宣判《查理周刊》無罪。

      由于長期以來被視作“非我族裔、其心必異”,此類事件中的當事人對“侮辱性言論”過于敏感。一些批評、諷刺在他本人來看或許是不合適的,但在所在國卻是合法的。某些原教旨主義者或極端分子視之為侮辱,必欲除之而后快。這種過于敏感發展到一定程度,便令自己和周圍環境、社會格格不入,并產生兩種極端——或自我隔絕,或試圖將自己的價值觀、生活方式強加于人,把整個世界“改造”成自己喜歡的樣子。

      然而,當今社會本是多元的,這種“強迫癥”注定得不到他人的認同和共鳴。2011年針對《查理周刊》的起訴失敗就是例子,而這卻讓部分極端原教旨主義者感到更大侮辱,并采取了暴力措施。2011年的縱火和此次屠殺,便是極端的例子。令人憂慮的是,這種思維定式并非孤例,“拉什迪事件”和2005年丹麥《日德蘭郵報》漫畫侮辱先知事件,也都存在同樣的問題。

      媒體用出格、粗魯的方式冒犯別人的宗教信仰,肯定會令很多人感到不舒服。但是,任何宗教和文明總是有其底線,被冒犯者可以抗議,可以譴責,甚至訴諸法律,不能因為別人言論的冒犯,就用暴力回擊,就用子彈去封別人的嘴。

      襲擊《查理周刊》這種用暴力強行鉗制言論,甚至“改造世界”的做法,注定只能令社會對相關特定群體更加反感和反對,也無助于歐洲各國宗教、族群的融合。事實證明,那些宗教極端群體必須從這種以受害者自居、無法接受多元文化、多種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并存的誤區中解脫出來,否則惡性循環會愈演愈烈,而最終的受害者是所有各方,最大受害者則只能是訴諸極端主義的一方。 □陳在田(學者)


      這不是一起漫畫引發的血案

      【巴黎恐襲案不是一起漫畫引發的血案,而是極端暴力思想引發的血案。不能清楚認識這一點,可能使打擊國際恐怖主義的行動出現偏差。】

      7日,蒙面武裝分子闖入位于法國巴黎市中心的諷刺雜志《沙爾利周刊》編輯部,殺死殺傷23人,警察倒在地上還遭補槍殺死。

      震驚、憤怒、悲傷、憂懼……種種負面情緒,流淌在人們心頭。什么是極端?什么是恐怖?這就是!

      過去,不論西班牙馬德里恐襲案還是英國倫敦地鐵爆炸案,恐怖分子多少還有些“地下活動”的意識,大多是偷偷摸摸安裝爆炸裝置,然后遮遮掩掩地引爆,事后也多半會聲明是其所為。

      但在巴黎恐襲案中,兇手光天化日之下,如此明目張膽,殘忍血腥,且案發至今,沒有任何極端組織聲稱是其所為。這一切,使巴黎恐襲案難以避免地帶給西方和世界巨大震動。

      有人說,這家雜志屢次刊登取笑伊斯蘭教先知的漫畫,因此招禍,甚至津津有味地討論究竟是哪一幅漫畫造成禍端。是的,這家雜志的漫畫經常引發爭議與和平抗議,周刊負責人甚至因此被告上過法庭。但是,要記住,這些回應都是和平進行的。用恐怖襲擊的方式加以報復,情無可原,罪無可恕。

      我們最好能記得,7日遇害的雜志主編夏爾伯生前說過的一句話:“漫畫從來沒有殺過一個人。”宗教學者也都知道,世界主要宗教中,沒有任何一種會鼓勵或贊成信徒以隨意剝奪他人生命的暴戾方式對待各種“冒犯”。血案發生后,伊斯蘭世界和歐洲穆斯林領袖紛紛發聲,一致強烈譴責襲擊事件的制造者,即是明證。

      我們最好也能記得,不論發生在世界什么地方,絕大多數恐怖襲擊事件中,受害者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從來沒有“冒犯”過誰。他們只是過著自己的家常日子,卻在超市,在火車站,在酒吧,在某一正常生活著的時刻,遭遇飛來橫禍。這充分說明,恐怖主義是所有人的危險,再安分守己也未必能夠躲得過。

      把血案禍源指向這家諷刺雜志本身,實際上正中巴黎血案兇手下懷。正如英國《衛報》專欄作者西蒙·詹金斯所指出,恐怖分子實施此次襲擊的目的就是要恐嚇民眾,進而阻止對極端勢力的持續批評,同時使得被襲擊國家陷入“疑懼”狀態,變得狹隘。

      巴黎恐襲案不是一起漫畫引發的血案,而是極端暴力思想引發的血案。不能清楚認識這一點,就會錯失問題的焦點,甚至可能使打擊國際恐怖主義的行動出現偏差。

      □徐劍梅(新華社記者)

      新京報漫畫/許英劍

      【明知有爭議,偏要炒一把,即便再惹禍,亦非我的錯。在這個靠點擊論英雄的時代,專業新聞媒體須有所堅持。面對“大新聞”,舍,有時才是更高的職業境界。】

      法國《查理周刊》編輯部遭襲,讓人驚愕,暴徒的作案對象、行兇方式,令人發指。此后數十個小時,少數媒體的興奮和躁動躍然于各種新聞終端,細節描寫、諷刺謾罵、瘋狂轉引乃至所謂挖掘和分析一股腦兒地出現在大大小小的屏幕上。就這樁本該悲哀的新聞,一些媒體人借著新媒體快速傳播的平臺又“熱鬧”了一番。

      對恐怖主義行為予以譴責,毋庸置疑。上至各國領導人,到各類大眾團體,再到普通民眾,恐怕沒有人需要媒體去提醒,才能對這起槍擊案的性質作出判斷。而作為新聞媒體,報道的取與舍,牽扯到職業修養和道德素養。

      在第一時間,恐襲事件就被一些媒體打上如此烙印:“漫畫引起的宗教仇恨”。確實,這家雜志社先前曾因發表涉及宗教問題的漫畫而受過威脅、遭到襲擊,但在缺少法律依據的情況下就下此結論,即便今后被證明正確,也是一種不夠職業的表現。

      正因為先入為主這一印象,一些活躍媒體開始挖掘這家雜志社曾經發表過的漫畫,甚至下結論是哪一張漫畫捅了婁子。更有甚者,直接把這些漫畫轉載轉發,博取了不少點擊率和轉發量,這些新聞甚至一度占據一些媒體平臺的頭條。

      純粹的新聞,并不介意轉發和轉引。但一些媒體忽視了漫畫作為一種新聞載體的特殊性。相比文字、圖片、圖表類新聞,漫畫的最大特征就是它的觀點性,漫畫往往承載的是畫家、編輯乃至媒體的觀點,是一種極其強勢的內容表達,它可以隱晦、可以直觀、可以含沙射影、可以點名道姓。如果漫畫內容涉及政治、宗教等敏感問題,這些畫面通常就會被認作是發表媒體的基因特性。所以,漫畫是一種極為“專”與“特”的內容表達。

      遺憾的是,一些媒體或媒體人習慣了ctrl+c和ctrl+v的鍵盤操作,不假思索地就把《查理周刊》曾經發表過的一些有爭議的漫畫直接拿來轉發,用來說明“正是這些漫畫惹了禍”。明知有爭議,偏要炒一把,即便再惹禍,亦非我的錯。

      誠然,這類轉發新聞博人眼球、點擊率高、轉發量大,但點擊率和轉發量并不是衡量新聞好壞的標準。記得英國第一大正統報紙《衛報》曾這樣調侃第一大小報《每日郵報》:貴報讀者喜歡在讀報紙時罵罵咧咧,而鄙報讀者往往在讀報紙時心懷敬意。可見,讀的人多,并不見得就是好新聞。

      這些年,媒體市場化,加上新媒體的介入,似乎在改變著新聞的規則。在一般新聞報道泛濫的今天,“深挖新聞”正成為媒體競相追逐的手段。但其實,挖來的東西并不一定都有新聞價值,有時候,某些細節反而會成為新聞的拖累。例如犯罪細節,向來就是新聞報道的敏感素材。

      無論媒體生態怎么變化,新聞的本質并沒有發生改變,優質新聞始終要富含優質的新聞價值,而新聞是否有價值則需要看它是否符合公共利益。以此作為判斷,轉發那些漫畫,過度地報道犯罪細節,無助于新聞事件的表達,無助于對新聞本身的解讀。

      在這個靠點擊論英雄的互聯網時代,專業新聞媒體須有所堅持。面對“大新聞”,面對可輕易“取”到的大把素材,“舍”,有時才是更高的職業境界。

      【強迫他人認同、接受、遵照執行,否則就由自己代為執行,這種極端、狂熱、蠻橫和單邊主義的邏輯、言論、行為,本身就是對“道德”、“信仰”、“尊嚴”這些神圣名詞最大的侮辱和傷害。】

      1月7日中午發生的巴黎《查理周刊》襲擊案似乎正走向尾聲:1月9日上午,大巴黎北部塞納-馬恩省一家名為“Dammartin-en-Goele”被無數軍警團團包圍,照法國內政部發言人的話稱,漏網襲擊嫌疑人庫阿奇兄弟正挾持人質,與警方對峙。

      現場消息稱,兩名嫌疑人態度頑固,并不斷狂呼“要有尊嚴地去死”。

      這也符合襲擊者及其同情者一貫的聲口:《查理周刊》侮辱了他們的尊嚴,所以侮辱者必須去死;因為“光榮”地執行了“讓侮辱尊嚴者去死”的使命,所以他們自己也要“有尊嚴地死去”。

      這些襲擊者侮辱和謀殺的不是別的,恰是每一個人,乃至整個社會的尊嚴。

      正如許多評論家所指出的,《查理周刊》的批評、諷刺并非有所選擇,而是針對各黨各派和不同團體,這些批評、諷刺當然并非都有道理,或許其中有些的確傷及某些人(或某些人群)的尊嚴,但這些言論并未逾越法律所允許的界限。以此為由發動恐怖襲擊,其實質就是妄圖將自己的信仰、準繩凌駕于他人和社會之上,強迫他人認同、接受、遵照執行,否則就由自己代為執行。這種極端、狂熱、蠻橫和單邊主義的邏輯、言論、行為,本身就是對“道德”、“信仰”、“尊嚴”這些神圣名詞最大的侮辱和傷害。因為惟相互理解、妥協方能有社會共識,惟社會共識方能成為公眾所接受的行為準則,任何建立在否認、踐踏他人尊嚴基礎上的所謂“尊嚴”,都是對尊嚴的褻瀆。

      此次襲擊事件的實質,就是試圖以剝奪他人自由言論、獨立批判的自由、尊嚴,來確立自己不容異己、順昌逆亡的“自由”、“尊嚴”。在整個事件過程中,持槍歹徒闖入編輯部,點名屠殺自己看不順眼的媒體人、藝術家,剝奪其尊嚴乃至生命,隨后他們更在光天化日之下、眾目睽睽之間補槍殺害街頭警察,肆意踐踏法律和社會安全的尊嚴,如今他們被團團圍困,走投無路,卻仍狂呼“尊嚴之死”,實在是一個讓人笑不出的笑話——如果到了今時今日,這個社會、這個法律和公共安全體系還能容忍你們這種單邊排他的“尊嚴”,社會、法律、公共安全體系的尊嚴何在?

      很顯然,這些生命已進入倒計時的歹徒此時此刻除了奢望“另一個世界”的“榮耀”,還夢想著“人過留名”,讓自己成為一個“英雄”,一個“楷模”——不是已有人悲天憫人地呼吁“聽聽他們的訴求”,更有人嘖嘖稱贊他們“出色的軍事技能”了么?

      恐怖極端分子用自己的邏輯、思想、預言和暴力犯罪手段,肆意踐踏和剝奪了一切尊嚴——他人的,以及他們自己的,一個有尊嚴的、文明的社會,絕不容“尊嚴”二字,被任何一種極端、蠻橫、暴力所僭越和玷污。

      □陶短房(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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