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場的監督，才是治不文明行為的藥

【要真正形成對不文明行為的糾治之效，關鍵在于復活不文明行為人周圍的“在場者”，激發他們的公民意識和責任，促使大家都對不文明現象說“不”。】

從今年3月1日起，在杭州公共場所隨地吐痰、亂扔垃圾，向車外丟煙蒂、拋果殼等行為都屬于違法行為，違者將受到處罰，拒不履行處罰決定的，將被記錄個人信用信息。前不久，浙江省人大常委會批準了《杭州市文明行為促進條例》，用立法方式把部分道德規范轉變為法律規范。

將道德層面的不文明行為納入法律規范，杭州的做法并不新鮮。在很多城市，諸如隨地吐痰等行為早已納入城市管理執法當中，將不文明行為上升為“違法行為”予以行政處罰。雖然有立法利劍，但從實踐看，整治不文明行為似乎并沒有“法到病除”，反而成為很多城市的一道難題。無論是集中專項治理，還是采取曝光等威懾方式，不文明行為總是形同城市的“牛皮癬”，反復發作、難以根治。

既有前車之鑒，那么杭州的立法能否找到新的破解之道呢?從名稱看，杭州立法雖然也強調對不文明行為的處罰，但主旨意圖更傾向于倡導和促進。避免單一處罰而尋求更廣泛的促進機制，這或許是杭州立法的一大亮點。

立法整治不文明行為，不能只盯著如何處罰。生活中，不文明現象體現在人們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涵蓋的范圍極為廣泛，表現形式多種多樣，立法很難作出清晰、明確的羅列并設計有效的處罰措施，執法更是難以安排充足的力量去全天候糾治。由于公權力治理的能力和精力都有限，你不知道會是誰、會在哪兒做出不文明行為。以往一些地方開展的集中整治，下的功夫不可謂不深，但效果既不明顯也不持久。

仔細研究不文明行為的特點，就會發現執法并不是最有效的整治。不文明行為藏在人群中間，執法很難進行及時而準確的捕捉。要真正形成對不文明行為的糾治之效，關鍵在于復活不文明行為人周圍的“在場者”，激發他們的公民意識和責任，促使大家都對不文明現象說“不”。實踐中，90%以上的市民都看不慣隨地扔垃圾、吐痰等不文明行為，但其中只有10%的市民表示曾經上前勸阻。不文明行為之所以頑劣難治，就是因為缺乏這樣的“在場監督”。

可見，針對極具分散性的不文明行為，執法者“以勞待逸”勢必力有不逮，有效的治理途徑就是激活公民“在場的監督”。杭州的《條例》明確規定:公民有權對不文明行為進行勸阻，不文明行為人辱罵、威脅、推搡或者公然侮辱勸阻人，將會受到處罰。我看重的不是杭州立法對不文明行為的約束，而是鼓勵公民在遇到不文明行為時進行勸阻。對勸阻者的權利進行保障，對反抗勸阻者施罰，真正營造濃厚的“在場監督”氛圍，或許才是治理不文明行為的“對癥之藥”。　

□兵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