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可考慮為代孕謹慎放行

【立法不妨為有合理需求的代孕行為謹慎放行。當然，在此之前，必須對申請主體資格、申請流程、代孕機構、實施規范、各方法律關系等作出明確且嚴格的法律規定。】

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正案草案新增規定：“禁止買賣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實施代孕”。23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分組審議該草案時，多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建議，對于代孕不應一棒子打死，“禁止代孕”可改為“規范代孕”。

《人口與計劃生育法》旨在推行計劃生育國策，即便政策已經全面放開二孩，但現實中仍會出現濫用代孕技術超生的情況，因此，相關立法擬對代孕予以規定，可以理解。實際上，衛生部2001年發布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就規定“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不得實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術”。

目前，代孕在我國是違法行為，也因此，本次草案擬對代孕進行一刀切禁止，才引發廣泛討論。實際上，對法律草案進行討論，甚至對現行法發出不同聲音，是民主法治社會的正常表現。我們不妨拋開現行法的桎梏，對“代孕”本身是否具有必要性、正當性進行純理論討論。

代孕一直以來是個敏感話題，不少人極力反對。反對者通常認為，代孕將引發諸多違法行為，比如違法超生、非法行醫；代孕將產生諸多法律糾紛；不少代孕者因非法醫療機構條件有限，身體受到傷害，等等。

而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對于先天性子宮發育不良或某些遺傳病不能正常受孕的婦女，借助代孕技術或許是她們獲得血親后代的唯一選擇。一刀切禁止代孕，會在事實上否定她們的生育權，以及她們配偶的生育權。對這些人，能否通過立法賦予她們輔助生育權，實現矯正正義？我認為，立法不妨為有合理需求的代孕行為謹慎放行。當然，在此之前，必須對申請主體資格、申請流程、代孕機構、實施規范、各方法律關系等作出明確且嚴格的法律規定。

代孕，除了涉及法律問題、技術問題，還涉及倫理問題，而且倫理問題尤為突出。這就要求，相關法律在出臺前，需要經過廣泛而充分的討論，盡量達成共識，如此，代孕才能在現實中被更多人接受，也才能真正惠及不孕者。

本報特約評論員 舒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