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悲傷作文”，見證貧困之殤

一個多月前，新華社記者深入大涼山，近距離接觸了許多貧苦的孩子。記者推薦了一篇小學作文，一篇“世界上最悲傷的小學作文“。文章的名字叫《淚》，作者是苦依五木，一個來自大涼山的小學四年級彝族小姑娘。（8月4日新華網）

全文抄錄如下——“爸爸四年前死了。/爸爸生前最疼我，媽媽就天天想辦法給我做好吃的。可能媽媽也想他了吧。/媽媽病了，去鎮上，去西昌。錢沒了，病也沒好。/那天，媽媽到了，看看媽媽很難受，我哭了。我對媽媽說：“媽媽，你一定會好起來的，我支持你。把我做的飯吃了，睡睡覺，就好了。”/第二天早上，媽媽起不來，樣子很難受。我趕緊叫打工剛回家的叔叔，把媽媽送到鎮上。/第三天早上，我去醫院看媽媽，她還沒有醒。我輕輕地給她洗手，她醒了。/媽媽拉著我的手，叫我的小名：“妹妹，媽媽想回家。”/我問：“為什么了？”/“這里不舒服，還是家里舒服。”/我把媽媽接回家，坐了一會兒，我就去給媽媽做飯。飯做好，去叫媽媽，媽媽已經死了。/課本上說，有個地方有個日月潭，那就是女兒想念母親流下的淚水。

短句子，短段落，流水賬般的生活，記錄了一個孩子最悲慘的人生遭逢。

從“四年前爸爸死了”到“媽媽已經死了”—— 沒有呼天搶地的痛哭，沒有羽化成仙的幻象，唯有一種冷冽的絕望，眉目清澈地從文字間望著這個世界。“最疼我”的爸爸，讓“我哭了”的媽媽，在孩子筆下平靜而“死”，絲毫沒有一絲為親者諱的體面，也絲毫沒有一絲恐懼或懦弱的情緒表達，這是一種怎樣的矛盾沖突：最深愛的親人，卻最冷冷地看著他（她）“死”去？清澈的死亡敘事，標題卻是“淚”。所謂大悲無聲，大抵就是這個意思。

在傳統勵志邏輯里，別人的悲傷，也許總能熬成一鍋“雞湯”，用以傷春悲秋，喟嘆凡塵。不過，“最悲傷作文”里的一些細節，恐怕還是需要跳脫出文字的框架，從社會與制度層面加以考量：一則，“媽媽病了，去鎮上，去西昌。錢沒了，病也沒好。”孩子沒有抱怨醫療質量，更沒有在緊張的醫患關系上撒鹽。但，對于一個貧困家庭來說，貧病交加的絕望，恐怕亦需要從基本保障制度中尋求一絲溫暖。“爸爸”是怎么死的并不清楚，“媽媽”是病死的。對于死亡，是孩子選擇性遺忘了制度的關懷、抑或在家庭的生老病死中本就是悲傷的“私人故事”而已？二則，孩子勸病倒的母親，“媽媽，你一定會好起來的，我支持你。把我做的飯吃了，睡睡覺，就好了。”生病了，當然要吃藥要去醫院，何況，“媽媽”也曾去過“鎮上”與“西昌”，可是，為什么她還是勸慰母親吃了自己的飯就好了呢？

一切對貧困的贊美，不啻犯罪。就像《今日說法》的案例，不該成為“感動中國”的摹本；逆境中順流成河的悲傷，自然也沒有什么值得去“辯證分析”。苦難就是苦難，它并不一定指向成功與榮光。截至2014年，根據農村扶貧標準（人均年收入2300元人民幣，2010年不變價），中國仍然有7017萬農村貧困人口。而按照世界銀行每天生活費低于2美元的標準計算，2011 年中國仍有約 2.5 億貧困人口。貧困、極度貧困人口，不僅在大涼山，更不只一個苦依五木。

“最悲傷作文”，見證的不僅是一個孩子悲傷的命運，它見證的，還有這個社會的貧困之殤、階層之殤、救濟之殤。（鄧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