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投毒案須跨越“辯護技術”陷阱

5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針對“復旦投毒案”被告人林森浩的二審死刑判決復核，聽取林森浩辯護人意見。辯護律師認為，判處林森浩死刑的量刑過重。他們希望最高法能摒除法外因素、輿論壓力，公正地對該案進行判斷。

這次死刑復核程序，讓沉寂多時的復旦投毒案重新回到公眾視野。該案發生于2013年4月，眨眼已然兩年過去，但圍繞案件產生諸多爭議，公眾或許記憶猶新。據說在約談辯護律師前，最高法死刑復核法官已提審過林森浩。這一切表明我國對死刑慎之以慎的態度。

復旦投毒案之引發巨大社會關注，是因為它涉及兩名名牌大學研究生及其微妙關系，并勾起人們對清華等高校發生的類似案件的沉痛記憶。這個案件還有一個大家容易忽略的新特點，就是專家證人等新因素的出現，標志著我國司法實踐中辯護技術與策略的新發展。

這種辯護技術與策略，還疊加著傳播技術與策略在法庭外的運用。林森浩的辯護律師希望最高法摒除輿論壓力，而輿論壓力很可能正是傳播技術與策略運用的結果。可能還有不少人記得，在復旦投毒案的二審階段，被告方聘請了國內知名“有專門知識的人”提供專家證言，指“黃洋系爆發性乙型病毒性肝炎致急性肝壞死”。而且專家出庭作證前，就向媒體大談特談自己的意見，達到了想要的社會效果。

不管專家證言也好，還是通過大眾傳播達到某種社會效果，這些東西在國外早就司空見慣。“有專門知識的人”提供意見，可以拓展人們對案件的知識視角，至于是否被采信，有法官最后把關。公開表達意見，只要非法律所禁止者，實際上是雙方都有的權利。允許這些技術與策略進入司法程序，是中國司法進步的標志。

但任何事情可能都有其兩面性，如何彰顯好的一面而抑制消極一面，技術難度不低。在新聞傳播領域，曾經推崇一種“客觀主義”原則，后來由于競選、商業營銷等方面的旺盛需求，美國首先發展出一套復雜的傳播技術，實現對輿論和民意的型塑。現在國內有些律師開始這類技術策略。

近些年來，所謂“輿論審判”帶給中國社會極大困惑，這種輿論未必是有人故意操縱出來的。另一方面，媒體為了達到某種預期閱讀率，也懂得選擇大眾的痛處、癢處、柔軟處下手，譬如說黃洋是人見人愛的好學生，或者把黃洋父母塑造成“決不原諒”的人，從而調動起強烈的社會情緒。案情敘事就有可能偏離真相。

還有，“有專門知識的人”作證，必須是對專門知識的真誠運用，不能違背良知。此類意見應當是審慎的，不能變成指鹿為馬、胡攪蠻纏。我們的司法可能還欠缺應對此類情況的經驗和標準。

現在要對“復旦投毒案”作一個了斷，既不必害怕各種“辯護技術”，也要小心跨越那些技術陷阱。社會情緒可能是非理性的，而案件的真相只有一個，審判的原則也只有一個，即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判決可能不甚討喜，但令人遺憾的應該不是法院的判決，而是觸犯刑律者的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