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讓救護車，法律調節只是必要一環

報載，醞釀近8年的《北京市院前醫療急救條例(草案)》正向社會征求意見。草案提出，拒不避讓或阻礙執行急救任務的救護車通行，將按治安管理處罰法予以行政處罰，情節嚴重的最高可拘10日。

私家車拒不避讓，救護車阻塞不前，此般情景公眾并不陌生，甚至發生過由此釀禍、致人殞命的事情。既有前車之鑒，北京版的新規，自然獲得廣泛支持。“拒讓救護車最高拘10天”，如此嚴厲的懲戒力度，遠非扣分、罰款等處罰手段可比。的確，對于形塑公民行為習慣，法律的作用不可或缺。可這一切的發生，卻也是需要前提的！私家車主會否因為畏懼嚴懲，而主動給救護車讓路，或許還有待觀察。

顯然，法律若要產生普遍而真實的約束力，離不開嚴格的案例示范。這也意味著，只有拒讓救護車的私家車主能夠無一例外地受到嚴懲，才能真正建構起“新規定”的權威和現實效力。而要實現此局面，無疑要有一系列的輔助條件。比如說，恰當的權力動員，必要的技術準備，以及足夠有效率的執法過程等。

換言之，針對拒不避讓救護車的私家車，職能部門最需考慮的現實問題在于，誰來舉報、如何取證、怎樣判定和處罰？當然，可以將普通民眾和救護車設定為“舉報主體”，可是又該如何調動其參與積極性呢？再說完善取證，在“攝像頭”時常缺位的語境下，有無可能重新界定并利用好路人手機視頻、行車記錄儀視頻等證據形式？至于后續的調查處罰環節，執法部門又能否以成熟的業務操作來應對此類案例？

只有解決了上述種種疑問，“拒讓救護車最高拘10天”的規定，才能落地生根。如若不然，此規定勢必可能造成守法者“吃虧”、違法者“得利”。須知，在我們的汽車文化中，素來存在一種“藐視規則，逃避規則”的偏好，違法駕駛而不被罰，甚至會被視作“賺到”。在這種背景下，法律原本的調節功能，不可避免會遭遇考驗。

之所以屢屢發生私家車阻路救護車的情況，很大程度與駕駛者的倫理信仰缺失不無關系。當駕車者對那些形而上的社會價值缺乏認同，只顧將自己利益最大化，所謂尊重生命、文明禮讓一類的倡議，便缺乏認真踐行的土壤。在此背景下，法律的調整與健全，雖必需卻不足以解決所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