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可能是10年來經營業績最低的一年,各高爾夫球俱樂部營業收入至少下降了20%-40%不等。”在自上而下的嚴管之下,此前高歌猛進的中國高爾夫球行業迎來了前所未有的“大蕭條”,一部分球場已經開始尋找轉型之路,但大部分球場執拗于“扛到最后”,仍然對“政策解凍”抱以希望。 政策會不會解凍?從2004年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關于暫停新建高爾夫球場的通知》至今,國家相關部門先后下發近10道禁令,而且一次比一次嚴厲,由此可以預見,我國的高爾夫球場建設政策在一定時期內不可能解凍。然而,一些地方在落實政策時卻存在“變相解凍”的可能。這樣的“軟抵抗”曾屢試不爽,其結果直接反映在高爾夫球場數量上——據不完全統計,2004年全國球場數量不到200家,10年后不減反增,已經超過600家。正是因為我國高爾夫球場建設長期存在著“禁止卻繁榮”的畸形景象,所以使得不少球場今天依然堅信能夠扛過蕭條期。而所謂對“政策解凍”抱以希望,不過是期待地方“變相解凍”罷了。 未批先建、違規審批是絕大多數高爾夫球場“變相解凍”的慣用招數——起初并非以高爾夫球場的名義,而多以借口重大賽事、綠地和度假區等建設名義,向發改委、國土部等部門申報而成,然后以“體育休閑娛樂”等為名向工商部門登記,如此變相實現“超范圍經營”。一個高爾夫球場,其實是開發商謀求地產暴利、地方政府渴望政績形象等諸多利益沖動的交匯點。違建球場大多與地產項目相連,二者幾乎成為一對“孿生兄弟”,不少背景“硬”、不差錢的地產開發商公然用高爾夫球場為地產項目“鍍金”,借以大幅提升地產項目“附加值”或聚集人氣。而一些地方政府則認為,這樣的項目不僅能夠增加地方GDP,還可以加快城市化和旅游業的發展。就這樣,一批批違法違規的高爾夫球場如春筍般冒出、生長、經營、壯大…… 高爾夫球場的野蠻發展,不僅違反了相關土地政策,產生了一連串的征地和拆遷矛盾,而且也成了一些黨員干部腐敗墮落的溫床,“好多交易都是在打球過程談成的”。根據公開的落馬官員細節,與高爾夫沾邊的不在少數:海南省原副省長譚力被中紀委調查之前還在外省由私企老板陪同打高爾夫球;藥監局醫療器械司原司長郝和平因受賄罪入獄,受賄的3張高爾夫會員卡價值超過了50萬元……隨著去年7月國家發改委、國土資源部等11個部委聯合下發《關于落實高爾夫球場清理整治措施的通知》,全國再次掀起整治高爾夫球場的浪潮。與此同時,隨著中央八項規定的嚴厲實施,以及整治會所腐敗、清退會員卡等專項行動的開展,還有紀檢監察部門的重拳反腐,高爾夫球場的消費急劇下滑,從而間接起到了整治高爾夫球場的目的。此外,一些地方通過“將高爾夫球場納入特殊用水行業”等市場化手段,推動行業重新洗牌。在這些強有力的政策作用下,我國高爾夫球場已經進入“禁止蕭條”階段。 現在已經迎來了高爾夫球場治理的最好階段,為使國家的“硬政策”得到不折不扣的落實,一方面,要繼續通過行政整治、市場倒逼、紀律約束等手段,推動我國高爾夫球行業走上健康發展軌道;另一方面,必須加強監管和問責力度,對于那些違規審批、未批先建的單位和部門嚴肅追究法律責任,從而給全社會明確一條不容踐踏的“紅線”。但凡在國家政策面前,任何地方和部門都沒有討價還價的余地,沒有變通走樣的空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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