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類拆遷隊，“記過”不是最好的告破

以艾滋病患者身份恐嚇、騷擾居民，迫使其及早搬遷，河南南陽“艾滋病拆遷隊”事件引發強勢圍觀。官方調查結果顯示：“艾滋病拆遷隊”的幕后黑手實為房地產開發商，其雇用社會人員劉某某組成所謂拆遷辦公室，之后劉某某組織6名艾滋病患者組成“艾滋病拆遷隊”。目前，5名主要嫌疑人已被控制，多名官員被處分。（12月28日新華社）

隨著嫌疑人被控制、官員被處分，疑團重重的“艾滋病拆遷隊”事件，大有畫上圓滿句號之勢。與事件關系最密切的幾名官員，都因負有工作失職責任被給予行政記過或記大過處分，尤其令人欣然。但回過頭來看，采用“艾滋病人”這樣極端的強拆方式，雙方沖突膨脹到“槍擊”的地步，如此典型拆遷個案的出現及演進，背后的地方政府監管失職更耐人尋味。

部分官員咎由自取被“記過”，固然能對被脅迫者和公眾有個交代，但反思整個監管系統失位導致極端方式出現，或對其他類似個案有更好的警示效應。

從事件起源來說，有關部門的失職成為事件催生的動因。涉事小區居民緣何不愿搬遷？媒體報道稱，該開發項目僅有項目規劃許可證，土地使用、用地規劃乃至施工許可等相關手續一片空白。開發項目手續不全，被拆遷戶擔心拿不到安置房的房本拒遷，理由充足合理。矛盾指向的是，一個手續如此不全的項目，自始至終未被有關部門叫停，疏缺位、誰失職自不待言。

從事件的演進來說，開發商逼遷同樣基于有關部門的“壯膽”。一方面，從程序上而言，按照《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的設計，當拆遷部門與所謂的“釘子戶”協商無法達成一致時，合乎法律法規的做法是由地方政府出面，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開發商“越俎代庖”逼遷的背后，或隱藏著有關部門不方便出面的“無奈”，進一步推導，相關部門不便站出來通過法院執行，則恰恰印證了項目本身有鬼——要么手續不合規，要么相關部門從中撈取好處。媒體最新報道，涉事開發商曾為31名干部發放“福利”，并宴請多家政府部門，當地紀委已介入。

另一方面，從實體上而言，開發商雇用社會人員、采取暴力逼遷方式明顯違法，卻一直未遭制止，也可瞥見相關單位的失職。“艾滋病拆遷隊”從挨家挨戶敲門到強行進入他人住所，再到白天在小區院子里曬太陽、晚上放鞭炮砸玻璃，最終升級為斷水斷電乃至用鋼珠槍襲擊，小區所在街道負責人“不聞不問”，公安接到報案遲遲不答復，都明顯失職。

從事件的處理來看，與案件有干系的多個部門并未被追責。盡管涉事的主要部門如房屋征收辦、住建局、街道辦相關負責人被“記過”處分，但此事牽出的遠不止上述三個部門，曾因“手續不全”先后對該項目進行處罰的國土、規劃、城建等部門，接到逼遷報案卻未予及時處理導致事態升級的地方公安部門，都難辭其咎，不應成為失職問責的“漏網之魚”。

追根溯源不難發現，“艾滋病拆遷隊”事件的每一步推進，背后都離不開地方相關部門的默許和縱容。“不拆遷就感染你”式拆遷威脅的出現，與其說是房地產開發商膽大奇葩太任性，倒不如說是相關部門因與開發商存利益勾當，懶政怠政無擔當。

“艾滋病拆遷隊”事件折射了地方部門集體失職的弊病，是系統性的“不為”陋習，當地方多個部門都沒有站好自己的崗位、守好自己的責任時，靠單純的“記過”恐怕不能解決根本性問題。因此，“記過”只能成為這一單事件的懲戒，地方部門“集體”失職的問責與探因，才是類似“強拆”問題的整體告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