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公開促“錯案責任倒查制”落地

【問責的信息和程序不公開，責任倒查制就失去了最重要的警示性功能。如果不能以嚴格的信息公開和程序透明做保障，就難保不會出現官官相護。】

連日來，司法糾錯的頻頻動作，引起輿論高度亢奮。尤其是內蒙古呼格吉勒圖案再審作出無罪裁判后，對錯案的責任追究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截至目前，內蒙古公安廳、自治區高院和檢察院，均已宣布對呼格案相關人員啟動調查。最新消息是，當年該案的專案組組長、現任呼市公安局副局長馮志明，因涉嫌職務犯罪，被檢察機關帶走，接受調查。

在一起釀造錯案的生產流水線上，那些原本應當堅守正義的環節總是頻頻失守。從破案心切的偵查部門，到審查把關的公訴機關，再到定罪判刑的審判機關，無論出于什么樣的理由，客觀上都難脫錯案的責任追究。呼格案在歷經馬拉松式的申訴、復查和再審之后，快速啟動問責的法定程序，一定程度上回應了社會輿論的訴求，在落實錯案責任倒查問責制上開了一個好頭。

但是情況也不容樂觀。呼格案2006年就成立復查專案組，為何9年后才水落石出？復查是否存在阻力？有無應當問責的情形？當年的錯判是否僅局限于公檢法三機關內部？錯案問責的關鍵在于全面、公開和徹底。可有媒體盤點近年10起冤案發現，除趙作海案中刑訊逼供5警察獲刑外，其他多起案件仍未向外界透露問責情況，浙江叔侄案和蕭山5青年搶劫殺人案也只進行了“組織內部追責”，“追責詳情不便提供”。這種內部問責究竟板子打得有多重，對其他辦案人員的警醒有多大，大可值得拷問。因為現實中，不乏采取平調崗位甚至明降暗升的方式來敷衍輿論監督。

更關鍵的是，當錯案問責不能公開透明，便很難納入社會輿論監督范圍，也讓人很容易懷疑問責會不會存在貓膩。問責的信息和程序不公開，責任倒查制就失去了最重要的警示性功能，因為其他辦案人員不能從中感受到問責的力度，也難以對其具體辦案行為形成倒逼的規范性效果。要知道，錯案的責任倒查是限定在各個執法部門內部，有的問責對象恰恰是現任的領導干部，如果不能以嚴格的信息公開和程序透明做保障，就難保不會出現官官相護。

說到底，要防范責任倒查被虛置，就必須形成公開透明的程序機制，將問責本身納入問責范疇。如果錯案只是以國家賠償而終結，那些令無辜者遭受牢獄之災甚至喊冤喪命的“執法者”得不到徹底的追究，那么這樣的糾錯注定不會帶來司法生態的改觀，它讓人看到執法者犯錯無非是國家買單，權責的斷裂讓其他執法者不會感到有什么教訓值得汲取。

問責關乎司法正義。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要實行辦案質量終身負責制和錯案責任倒查問責制，確保案件處理經得起法律和歷史檢驗。不妨就從近年來查處的冤假錯案開始，以反腐無禁區的決心和力度展開錯案問責，讓責任倒查機制由此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