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除疲勞審訊需保障律師介入

【不被刑事偵查機關歡迎的刑辯律師，恰是抵制和預防非法取證的關鍵性力量，也構成了偵查機關“不能”刑訊逼供的在場性制衡機制。】

據媒體報道，最高法正在制定有關非法證據排除的司法解釋，在40個條款的初稿中，疲勞審訊、誘供、指供、威脅被告人、威脅證人等變相刑訊逼供等行為，將被視為非法證據，法院應予以排除。這一司法解釋如若順利出臺，意味著中國司法在非法證據排除方面又前進了一大步。

現代國家，非法證據排除的程度，可視為檢驗法治文明的重要標志之一。中國歷來有重實體輕程序的傳統，刑事司法側重對犯罪的結果追訴，忽略對嫌疑人程序性權利的保護，使得刑訊逼供長期存在，并造就了不少錯案。針對此，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中明確要求，加強對刑訊逼供和非法取證的源頭預防。

所謂源頭預防，就是徹底根治偵查人員非法取證的念頭，讓執法者不敢、不能也不愿依賴刑訊逼供去破案。“不敢”就是要加大對非法取證尤其是刑訊逼供行為的追責力度；“不能”就是從程序上確保執法的公開和社會監督；而“不愿”，就需要從審判環節對非法證據進行徹底排除，令其刑訊逼供獲得的證據無益于定罪。只有法官令非法證據失效，才能將非法取證的動機從偵查人員頭腦中“釜底抽薪”。美國的辛普森案件，因為法官認定了取證上存在的合法性瑕疵，使得警方“功虧一簣”。或許這在實體上錯放了真兇，但法院對取證合法性的堅守，在更普遍的意義上為刑事偵查設定心理干預，推動整個偵查思維模式的改變。可見，審判中嚴把非法證據排除關卡，是倒逼偵查機關依法取證的關鍵。

與國外相比，中國立法確立的只是有限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審判中能否守住法定的非法證據排除環節，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對非法證據的認定。例如實踐中，長時間審訊、不讓嫌疑人睡覺等，是否應視為非法予以排除，立法規定并不明確。此次擬制定的司法解釋，就是針對法律的模糊規定，為法院統一認定提供可操作性的準繩。尤其對于疲勞審訊這一備受關注的現象，解釋初稿從每次詢問時間設限、被訊問者每天休息時間下限、訊問過程中的休息飲食保障等三方面，作出了十分細致的安排。

但是也要看到，刑訊逼供之所以難以徹底糾治，原因是一切旨在保護嫌疑人權利的法律規定，在執行時都面臨著一個不對等的環境限制。由于嫌疑人被刑事執法機關控制，在偵查階段雙方處于不平等的地位，處于被動的嫌疑人很難有效抵抗偵查機關的暴力。要防止出現變相的刑訊和非法取證，除了從審判的環節進行否定性評價，還要改變審訊的不對等格局，保障律師依法充分有效介入，以增強嫌疑人對抗非法取證的能力。事實證明，不被刑事偵查機關歡迎的刑辯律師，恰是抵制和預防非法取證的關鍵性力量，也構成了偵查機關“不能”刑訊逼供的在場性制衡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