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刑訊逼供的原諒就是對“惡”的縱容

3月26日，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以再審程序對10年前杭州發生的一起“5 .19強奸致死案”進行審理，因證據不足，被告張高平、張輝叔侄倆被宣告無罪。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張高平表示，對那些對其刑訊逼供的人，尤其是那個“女神探”，“我永遠也不會原諒他們”。（3月31日《南方都市報》）

或許有人會說，事情已經過去了，你牢也坐了，將來按照程序會給你一些國家賠償，也算沒有虧待你，再追究下去又有什么意義呢？何況，人家辦案的警察又是個滿身榮譽的“女神探”，獲得這么多榮譽，付出了不知多少心血，再說了，既然被稱為“女神探”，肯定不是浪得虛名，也一定辦過很多實實在在的案子，窮追下去，豈不是“一棍子打死”，毀了人家的一世英名？

國人的生存法則中，并不缺少“得饒人處且饒人”、“窮寇莫追”之類的“智慧”，而且，我們也確實不能因為這么一起冤案，就否定了“女神探”及其他警察的所有工作。“人非圣賢，孰能無過”，警察也是人，難道就不允許他們的工作出點錯？這話聽起來也有些道理，但是問題在于，工作失誤是一種消極的錯，刑訊逼供則是一種積極的惡。失誤并非當事人主觀所愿意看到的，只是因疏忽大意或能力不濟而造成成了不良的結果；而刑訊逼供卻是當事人積極主動實施的，是為了達成某個目的而主動實施的對他人肉體和精神的折磨。前者情有可原，后者卻無可原諒。

雖然在各種各樣的明文規定中，刑訊逼供是不被允許的，但在現實中，刑訊逼供卻普遍存在——媒體上時見報道，生活中也時有耳聞，而被報道出來、受到處理的在其中能占多大的比例，就不得而知了。

在沒有足夠證據的情況下，口供往往會成為警方結案的主要依據。人對疼痛的感知非常敏感，意志再堅強，也不可能指望每個人都能像江姐那樣能夠承受一切嚴刑拷打。所以我們會看到，在幾乎所有的冤案中，都有刑訊逼供的影子。不過，刑訊逼供卻并不必然產生警方想要的口供。對于一些真的實施了犯罪的人來說，一五一十地說出犯罪事實并非難事，但對于像趙作海、張高平叔侄這樣的冤案當事人來說，編出警方需要的犯罪經過來，卻并非易事。

沒到過現場、不知道死者的尸體狀況，再有想像力的人，恐怕也難想像出死者是在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被殺的吧？從完全不知情，到描述得與現場細節完全吻合，說明冤案刑訊逼供的背后，并不僅僅是對當事人肉體和精神的折磨，還有警方的編造、誘導和一手炮制。

對刑訊逼供的原諒，就是對這種積極的“惡”的縱容。這種因原諒而導致的縱容，會對正常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產生潛在的威脅。所以，對于這種“惡”絕不能縱容，對于施“惡”者絕不能原諒，只有讓每一個具體的施“惡”者都受到應有的懲罰，這樣的“惡”才有望終結，像張高平叔侄一樣的人，才有望避免成為冤案的主角。